1月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对于新旧军阀应取同样的失败主义。提出兵暴时机成熟的条件是：（一）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指导；（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较有胜利把握。强调如果条件不成熟，宁可迟缓一点动作，竭力使这些条件中的主观成分达到成熟境地。万一环境不相宜，亦可采用移动的方式到农运发达的地方去参加农暴。
1月3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湖北问题时说：两湖工作很严重，在布置暴动的工作上缺点太多。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估量总暴动的时期，不能单只看到统治者的崩溃，尤要注意工农群众革命的高潮和主观的力量”，“如果不顾及这些条件，单纯的拿统治者崩溃来决定爆发总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会议决定湖北应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到割据的局面，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李维汉为中央巡视员到武汉巡视，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
1月6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说：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是过早的。过去的观察是浅薄一点，现在对暴动的认识要更清楚些。所以不是更正过去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更明显的解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我的观点是：客观条件的充足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暴动的布置及区域问题。同时只靠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观条件也要重视。两湖客观上肯定要继广东而开出一个新局面。主张在有有力领导的情况下，派贺龙回湖南。
1月8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浙江问题时，指出：浙江在各地斗争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就订出四县联合暴动是错误的，浙江不应每次都将暴动列为第一议事日程，而应普遍地发动农民的斗争。在讨论两湖问题时，提出湘西特委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要他们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并派卢冬生护送前往。三月下旬，贺龙等在湖南桑植组织工农革命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福建临委信发出。信中针对其准备在闽南发动暴动一事，指出：“你们现时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这样子便冒然说‘闽省的暴动条件已十分成熟了’，实在是一个错误。”“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即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农民由激烈斗争中已发展到最高形式，而党的主观力量还一点没有或有而不能发生领导作用，党在此时还应先加紧党的工作，发生领导作用，然后才能谈到暴动。”要求福建临委做极艰苦的群众工作，依照闽省各地实际情形定一个由斗争发展到暴动的工作计划，切实地督促各地党部执行。
1月10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组织局主任。
1月11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少年先锋队作为体育式的组织不适宜。目前主要的是弄工农的武装，由党团合起来做。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告湖北同志书》。文中指出：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这不仅是一个错误，且系玩弄暴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和组织力量都很脆弱，推翻统治军阀夺取政权的决心还未成熟，假使硬要暴动起来必致成为徒然的牺牲。强调武汉暴动问题“足以给各省党部尤其是指导机关一个经验上的教训”。
1月16日 李立三在月初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检讨广州起义失败问题。会上他批评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并处分了许多起义领导人。本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在发言中表示：这次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了，省委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
△会后，根据会议的决定，于十八日和二十五日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省委指示信，指出：中央坚决不同意省委全体会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这次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的困难，表显一个极不正确的指导和估量。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力量薄弱，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信中强调“暴动要从各地的斗争开始”，而“现时浙东的情形还不是一个暴动割据的成熟局面。省委的指挥必须注意于各地斗争的不断发动，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两处有点类似暴动的机会，便立即准备一个暴动割据的布置而忘掉从斗争到暴动的不断发动”。信中具体指出奉化忠义乡的斗争，“本可由斗争的逐渐扩大成为武装的游击战争以达到暴动”的。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广东、浙江问题时说：北江暴动计划中“奖励自由杀人焚屋”的精神是很不好的。奉化暴动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因为奉化过去并无大的斗争，农民情绪亦不甚好，暴动的条件并不充分。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发出。信中说：中央认为广东全台暴动的布置除海陆丰的发展、北江的发动以外，应特重琼崖的割据，中路的斗争，西江的响应，以及香港、广州工人斗争的发动。强调“在暴动割据的局面中，省委要十分注意于工农武力的创造”。
1月2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发出。信中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洛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在“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农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刚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必致引起统治军阀更残酷更广大的屠杀，必致影响全省割据的发动而削弱了党在南浔路一带的力量”。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益以客观主观的条件逐渐齐备，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
1月30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夏明翰汇报湖南工作。在发言中提出：在严重压迫之下，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以前的方法是不够用了，要想出一些新方针。并再次对广东实行“烧杀政策”提出批评，强调“屠杀问题不要过于蛮干，可多做点宣传”。会议决定调夏明翰加入湖北省委，王一飞为湖南省委书记。
2月2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广东问题时说：我们要改正的是政治路线的问题，工运方面要提出联合战线的口号，琼崖要注意黎民的工作。并建议：朱德部队既已到湖南边界，不直回广东，在湘南发动暴动也是好的。
2月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云南临委信发出。信中强调目前云南“不能空想一个总暴动之来临”，“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决不能在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便预定一个期限认准三月后便可发动暴动”。要求云南临委要有重点地艰苦细致而又谨慎地发动工农斗争。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召集的政治谈话会，讨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问题。在发言中针对认为目前革命潮流是低落的看法，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发生的观念不但是低落而且会悲观，如仅看到主观方面的损失而未看到敌人的损失和动摇是不对的。广州暴动对各地工人是有影响的，工人的自发斗争并未停止过，农村割据方面还在继续发展。扩大会议后，中央的政治的确是进步的，自然很多地方有盲动现象，对此中央仍在奋斗，但我们不能因为政策及运用政策的方法而怀疑到革命潮流是在低落，这是不正确的。
2月16日 和瞿秋白一起同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谈话。在发言中说：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暴动是要在革命潮流高涨的前提下才能做成。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福建临委信发出。信中批评临委对形势的过高估计和急于举行暴动的布置，指出：福建目前总的任务是发展城市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领导乡村农民自发的斗争并谋扩大，指导他们以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土地革命的政纲，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
2月1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江西问题时说：要在江西各处形成割据，预备一个总暴动是对的，但立刻就要定期举行一个总暴动而不顾湘、鄂、粤三省是不对的，要立刻夺取政权也是太乐观了，目前是一个准备总暴动而深入割据局面的前途。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广州起义和总政策等问题。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同时“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
2月20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说：立三提出的在党的指导机关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到极小限度的意见是不对的，党的改造是一个积极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也应领导他们无产阶级化。
2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人议决案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高潮，但是，“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强调党在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纠正“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同时“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
2月2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上海问题时提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来接近工人组织，工作既不是退让、保守的，但亦不是仓促的。和罗亦农提议要老老实实开始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准备作长期的斗争。并开始进行党员登记工作，不怕少，只要质量好。会议决定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徐炳根、黄平组成江苏省委常委，李硕勋代理浙江省委书记。
3月5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有碍的。没收自耕农土地重新分配，至少要在夺取一省政权后才能提出并实行。现在有许多地方不可能做到。
3月9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两湖问题时说：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十日，中共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江苏问题时提出：江苏最近的工作，总的政策方针依然是经过艰苦的工作发动小的斗争，改造党，然后再进到大的斗争。
3月中旬—4月中旬 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在省委扩大会上，充分肯定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未能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又未及时撤退转移农村。同时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批评，并宣布撤销原来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
△指示中共广东省委组织营救在香港被捕的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不久，邓中夏获释出狱。
△对广东省顺德、广宁、英德、琼崖、曲江等地的土地占有、地租、雇工等情况进行调查。四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在四日给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省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省委已近于集体指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进步”。
4月中旬 返回上海。
4月15日 在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当即组织营救，未获成功。二十一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遇难。后周恩来指示特科人员惩处了叛徒。
4月28日 自大革命失败后，在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各地农村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刚收到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在发言中说：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过去城市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很适宜地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我们在乡村的工作还不够，如建立红军等，但配合不匀，城市领导非常之弱，也是事实。我以为现在是加紧配合工作，但各地自发的斗争，我们还是要领导。关于革命潮流问题，中央认为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会议决定起草一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通告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的群众组织，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以与白色恐怖奋斗，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准备工农总暴动胜利的必须条件。至此，“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4月 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4月底（或5月初） 因郭沫若、成仿吾即将出国，约见阳翰笙，派他和李一氓到创造社工作，充实和发展这块阵地，开展文艺战线的革命斗争。他们去后，办了两个刊物：《流沙》和《日出》。前者表示纪念流沙的失败，后者表示太阳又出来了。
△装扮成古董商和邓颖超从上海出发，途经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由满洲里转赴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共六大。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经沉着应付后脱险。
5月16日 参加部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南昌暴动讨论会〔注〕。在会上发言说：南昌起义后，当时情形造成了回广东的条件。起义军南下采取的路线，走赣东可能阻碍少些。在会昌是需要解决黄绍竑部的，后来应该出寻邬。主力下潮汕是错的，到汕头后忽略了军事。
〔注〕此会在三月十四日开过一次，周恩来未参加。
6月3日 在莫斯科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济难国际的财政预算报告。报告中说：最近国际帝国主义图谋瓜分中国更急，日本已开始其端，国内正将掀起反帝的新潮而有待于我们党的加紧工作，为此申请给中国革命以物资援助。
6月6日 同联共（布）军委代表讨论中国革命中军事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
6月7日 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六十名六大代表开谈话会。会议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草案的起草问题，确定六月十二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
6月9日 斯大林同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分析论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说：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末，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并强调说：在任职时期，农民都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6月14日、15日 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黄平、邓中夏、向忠发、王若飞、张国焘等二十一人出席。会上，周恩来和王若飞报告了陈独秀拒绝来莫斯科出席六大的理由和意见。会议围绕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党在今后的任务方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7日 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初步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名单等，并作出大会有关规定，强调大会应以能切实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为原则，尤应减少各种琐碎问题的争辩。
6月18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大会对在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表示哀悼，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周恩来为主席团委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出席主席团会议，讨论大会各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参加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审查等七个委员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
6月19日、20日 出席大会，听取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和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此后，参加分组讨论。
6月27日 在大会发言，谈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时说共产国际取消罗米纳兹应用到中国革命的“不断革命论”，这是很对的。因为它一方面很容易与托洛茨基的错误相混，另一方面也没具体说明目前革命阶段的特质。在谈到革命形势时，强调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并针对会上对高潮和高涨的争论，说：这样字义上的抽象分别，我想工农是不会明白的。其实高涨也罢，高潮也罢，我们虽然不能说目前革命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在谈到党的主要任弼时指出：要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目前就应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
6月30日 向大会作组织问题报告。报告回顾自五大以来创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但革命并没有失败，共产党人在“英勇的长期的反抗中重新得到新的力量的结合”。报告指出目前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一）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二）支部生活不健全；（三）组织上的错误倾向——命令主义、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惩办主义、反知识分子倾向等；（四）不注意执行保密制度；（五）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党代替了工会、农会。报告提出今后党的组织任务，说：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战斗的革命党。要求地方党对建立红军和乡村苏维埃的工作予以极大的注意。
7月3日 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报告总结党自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二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报告强调指出：“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加强敌军工作，特别是士兵工作。报告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指出红军的来源应包括游击队的扩大和军阀军队的倒戈，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方能有巩固的红军组织。红军的建军原则是：改变雇佣性；军官要无产阶级化；一定要有政治工作。总之，“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
7月9日 出席大会。会议修改通过《政治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
7月10日 出席大会主席团与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随后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并致词，说：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还要把大会的精神带到工作中去！
7月17日—9月1日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会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提出目前处于“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这个时期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提出“目前时期应为积蓄群众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阶段”。
7月19日 出席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五人，候补委员三人。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布哈林提出的由瞿秋白、张国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时，周恩来提议：他们驻国际应是短期的，并应（一）在短时间内为中国共产党起草出党纲；（二）将近几年中国革命的情况、斗争经验写成小册子向国内外宣传介绍；（三）将各国和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介绍给中国共产党；（四）沟通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7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常委分工，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7月下旬—10月初 留在莫斯科，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办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向正在苏联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六大精神。
△审阅中国留苏学生的档案，并同留学生逐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他们对回国工作的意见。
△参加由共产国际监委会、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理陈绍禹等人控告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查明并无此事，据此作出结论。
10月初 离开莫斯科回国。
△途经沈阳时，向中共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精神，并看望伯父。
10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定蔡和森对顺直省委问题负有责任，决定由李立三接替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决定周恩来继续为《布尔塞维克》编委。
10月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发出。决议案提出秘密党必须运用的六个条件：（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正当在业人员。（二）机关要少而秘密，要职业化与社会化。（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减短，开会时尽量留一部分人在外。（四）指导机关集体分工，注意养成各级党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五）全省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几个交通路线，要避免互相知道。（六）技术人员要尽可能减少，一切技术事件，尽量地保密。
11月上旬 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因当时强调工人成分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在此期间，常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由熊瑾玎〔注〕、朱端绶在云南路四四七号开设的福兴字号楼上开会研究工作。并经常到浙江中路一一二号由张纪恩、张越霞负责的中共中央及军委联络地点，同各地负责同志接谈，如云南的王德三、河北的张兆丰、浙江的卓兰芳等。
〔注〕熊瑾玎，时任中共中央会计，以商人身份，和朱端绶组成家庭，掩护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
11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顺直省委领导间产生严重分歧，各级组织涣散，派别纠纷不已的问题。在发言中说：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中央有一人去一下才好。不同意李立三提出的采取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认为这样只能增加纠纷，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会议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
11月11日 中共中央为贯彻六大决议发出《告全体同志书》。周恩来撰写其中第四部分〔注〕。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并具体分析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个人意气之争、小组织倾向、工学界限、雇佣观念等错误表现，提出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注〕即《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
11月13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军事部致南路军的指示信发出。信中传达六大精神，对兵士组织工作给以指示，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我们今后的工作，无论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或军事工作，都应根据这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总的路线做去”，“要很艰苦地深入群众发展党的政治影响，树立党的群众基础，领导群众斗争，扩大群众组织，才能更有利于革命高潮的来到”。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职工运动委员会由项英、罗登贤、周秀珠、王克全等组成。妇委由项英、周秀珠、邓颖超、彭湃、蔡畅等组成。特务委员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维汉、康生和团中央一人组成委员会巡视上海工作，以周恩来为主席。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顺直省委问题，认为他们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周恩来到顺直巡视工作，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惠仍任省委书记，恢复省委职权，改组省委常委。在讨论上海问题时，周恩来说：群众要求罢工是实在的，问题是在工作方法，现在危险的可能性还要估量得多一点，以后不要专门在罢工上做文章。
11月28日 和李维汉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发出。报告说：中央当前工作主要是肃清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残余，在争取群众的策略上和工作路线上不断纠正各地党部或“左”或右的倾向，以推进革命的微波走向高潮。强调“目前对于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策略是从小斗争的胜利中求扩大，纠正只注意扩大的盲动精神”。在报告各地工作时说：安源工人运动开始复兴起来，“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
△布置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之后，由张沈川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参加学习的有李强、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等。一九二九年冬在上海建立起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台。同时派李强、黄尚英到香港设立分台。一九三○年一月两台开始通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南方党组织的电讯联络。
12月 应湘赣边区要求，指示中共中央军事部和组织部，派出三十名工人出身的党员，前往湘赣边区担任党代表。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上海电车工人罢工问题时，强调一定要深入群众，要与非同志的积极群众接近，如此可以开辟一条工会的新路线。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发出。通告分析造成党员自首叛变的主要原因，提出消灭这种现象的措施，强调全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健强他的阶级意识和对革命的信念，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脱离群众的组织”。
12月7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山东省委信发出。信中分析了山东的政治形势，指出：山东目前统治阶级的中心是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工农群众起来直接行动才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统治。指示山东省委要把争取群众的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同时要加紧反帝运动，要使这一运动能与工人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唯一的领导。
12月11日 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指导北方党的工作。在津期间，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的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面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做工作。在此基础上，召开顺直省委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精神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说服大家接受了中央的意见。会议决定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解决这一问题。十七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并利用会前的时间，前往唐山，召集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考察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以备作决定工作计划的根据。
12月18日 在中共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出路》第二期发表《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文章分析顺直党的历史及现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强调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顺直党的旧基础还不是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文章还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模糊思想认识，具体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12月底 出席在天津张庄大桥秘密召开的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这次会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注1〕、刘少奇〔注2〕也分别作了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恢复顺直省委职权，并改组省委常委和京东党组织，开始扭转顺直党组织的原有状况。
〔注1〕陈潭秋，时任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宣传部长。
〔注2〕刘少奇，时任中共顺直临时省委组织部长。
2007/09/10
1928年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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