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命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在此行使职权。十七日，蒋介石在南昌自立中央，正式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形成宁、汉对立局面。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会议听取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并讨论上海区委的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等问题。
1月27日 为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取得胜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宣传队本月三口在武汉江汉关附近演讲。当时大批英国水兵登陆寻衅，打死打伤听演讲的民众多人。此事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反英运动。为此，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宣传英兵委员会，由周恩来、赵世炎等担任委员会国际代表。本日，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反英运动发一宣言，并组织工人散发传单，扩大影响。
1月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全文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案所指出的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在国共关系上“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等要点，“经过详细讨论和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并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随后，中共中央即把共产国际决议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国际决议案的解释发至区委、地委和特支进行讨论。
2月 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2月9日 中共上海区委举行全体会议，讨论筹备区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等七个委员会。周恩来任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
2月11日 以旁听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代表大会。会议传达并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
2月18日 同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会工作人员谈中共中央于二月十七日通过的关于必须举行罢工的决定，开始考虑起义后政权建设的形式问题。
△北伐军占领杭州。十九日，上海总工会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提出“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
2月22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周恩来没有参与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行动。起义遭到军阀孙传芳部与租界工部局的联合镇压。
2月23日 中共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组织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组成。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各部汇报情况，决定采取“为进而退”的策略，集中力量准备新的武装起义。周恩来发言指出：“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
△下午，组织各区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
△晚，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状况，汇报特别军委作出的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内容包括：（一）加强领导机构，特别军委除原有五人外再增加罗亦农，各部委分别组织军委；（二）组织武装力量，计划起义依靠纠察队（目标五千）、自卫团（目标五百）和独立团；（三）加强队伍训练，教授巷战等；（四）准备武器；（五）加强敌军工作和情报工作，由周恩来、郭有恒、郭寿生组织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工作。会后，即派人到松江、龙华及南京、无锡等地了解情况。
△中国共产党发出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文中总结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缺点主要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其次是“工人的组织与团结还没作到充分的程度”。指出：工友们是上海市民争自由的先锋，上海市民要得到自由，非以暴力根本铲除残暴的孙传芳的政权，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权不可。呼吁工友们向新的斗争努力。
2月25日 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曾于上年十一月中旬同张作霖、张宗昌在天津举行会议，就地盘分配及进兵计划达成协议，同意直鲁联军（张宗昌和李景林的联军）南下援助。本年二月下旬，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到上海，渤海舰队也南下。本日，周恩来决定让海军委员会委员郭有恒等做北洋政府驻沪海军的工作，并以传单形式发表告市民书，反对渤海舰队和直鲁联军。
△晚，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党务、军事及派工人代表团联络北伐军等问题。周恩来发言指出：叶先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尽量争取。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派人同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联络，向他说明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催促他迅速进兵上海。同时决定派人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联络。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民众书。书中号召上海革命市民动员起来，同工人一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干涉中国革命，如不停止，即将“以武力回答武力”。并号召工人反革命市民起来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
2月26日 得知第二军已到湖州，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也已开抵杭州，但不愿再前进的情况后，分别致信何应钦和第二军副军长（代军长职）鲁涤平等，告诉他们上海的罢工情况和口号，促他们继续前进。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罢工的准备情况。会议对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总同盟罢工等作出决议。决定：北伐军到达之前，只做些准备工作；快到时，“迅速举行群众的夺取武装”，设法夺取兵工厂；罢工时间“在松江确被北伐军占领以后，再定办法”。
2月下旬 特别军委派人到各处筹款，购置武器。
△为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共产党员任教员，举办军事训练班。
△到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公司、上海市各区工人中了解起义的准备情况。
△同赵世炎等动员、说服一批进步工人参加闸北商会会长组织的保卫团，利用合法身份参加军事训练，取得枪支弹药，等待时机，配合武装起义。后来起义时，参加保卫团的工人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派人同前来接洽的孙传芳部士兵和军警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站到革命一边。
2月27日 收到南京永济舰海员对顾问革命的北洋政府驻上海海军表示同情的来电后，组织军委讨论决定：对海军工作一方面公开致信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推动他参加革命，同时加紧开展进步组织新海军社的活动。
2月27日、28日 连续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军事形势和起义的准备情况，要求在罢工开始后，以自卫团、手榴弹队在前面，从曹家渡、梵皇渡依次到闸北，缴溃兵的械。南市、浦东各自进行起义。并指出无论形势如何，我们都要准备发动，口号是“随时随地夺取武装”。
2月28日 出席小沙渡部委召开的纠察队队长会议。在会上指导解决纠察队员集队过租界时如何避免租界当局干涉和行走的路线等问题。
△参加自卫团群众会议。
3月1日 先后参加浦东和引翔港地区自卫团会议，调查研究地势，决定“夺取最大的机关”。
△派顾顺章到兵工厂接洽购买军械。
3月2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发言介绍敌军情况：孙传芳部军心动摇，分南北两派，南方人想投靠北伐军，北方人想卖掉武器回家乡。提出分化敌军的工作原则：鼓励前者响应北伐军，帮助后者返乡并设法收买他们的武器。
3月初 鉴于直鲁联军要到上海，孙传芳部已退出，军阀正在调兵期中，提请各部委注重铁路罢工问题。
3月3日 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自卫团应注意要武器，打工贼，练技术和调查路线；对前来接洽的军队和保安团警察“应特别注意”。
△在军委会上作“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报告总结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肯定这次起义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起义“是在事先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之前，“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我们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帮助国民政府和帮助国民党而已”。党似乎只是辅助的力量，军事工作也就被看作一种次要的工作，所以遇到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另外，“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报告提出目前需要同时进行的两项工作是：召开市民代表会议；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对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作出部署。
3月4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军事情况和起义的准备工作，说明目前主要是购买武器问题。提出限明天将起义的各项技术性工作做好。
3月5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宣布：“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暴动时机：“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会议还就起义领导机构进行讨论，罗亦农说明整个行动由特委会指挥，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同志每天两次定时到约定地点碰头，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负责。具体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浦东区由马玉夫、孙良惠、宣中华负责。会议通过准备提出的临时政府名单。
3月6日 蒋介石指使其党羽在南昌惨杀共产党员、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随后在九江、安庆等地接连发生反共暴行。
3月7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指出奉贤、川沙、南汇三县革命形势很好，“所有农民、市民甚至警察都表同情”。提出应先驱逐旧县长，请上海区委速派农运、工会等方面代表前往指导工作。还指出，当前对工人的组织训练，实际是整顿技术（包括交通、运输、侦察等），要告诉他们，这些工作很重要，必须特别注意。
3月8日 接待何应钦派来接洽上海罢工和军事布置事宜的陈霍涛（共产党员）和江东清（国民党左派）。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就上海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市党部派代表参加市民会议的问题，提出扩大市民公会〔注〕，增加工会代表。
〔注〕由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南市商会、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组成。
3月10日 利用驻在兵工厂的军阀部队准备撤离的时机，派人前往该厂拆卸十四架飞机的器件，保留下来。
3月10日—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坚持国共合作和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权集中于党，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
3月上旬 鉴于起义时机迫近，指导制定各部委的作战计划，内容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的方式、时间、通信联络及注意事项等。
3月11日 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议由上海总工会组织纠察队委员会，获得通过。
3月13日 收到去九江联络蒋介石的郭有恒来信，得知蒋介石对上海工人起义“似不表同情”。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市民代表会议和军事问题。周恩来报告已按照新划分的区域（全上海共分八个部委，即闸北、南市、沪东、沪西、公共租界、法租界、浦东、吴淞）组织了军委；纠察队、自卫团都有所扩充；作战方法较以前有头绪。
3月15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介绍军事情况，说何应钦已下令在松江的部队到龙华后不准前进，免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指出这对工人起义后夺取政权“有许多便利”，“可安得上海”。
3月16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针对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动摇于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情况指出，上海政治分会应增加左派分子。
3月18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提议，讨论罢工的时间、毕庶澄投降〔注〕和武装组织等问题。
〔注〕三月十八日毕庶澄向钮永建提出两项投降条件。一种报告说：（一）继续控制上海及无锡到松江地区；（二）暂时灰色的投降，不悬党旗。另一种报告说：（一）投蒋不投国民政府；（二）除任军长外还要加司令或指挥的职衔。
3月19日 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分析“毕有败退可能，同时也有暂时压迫我们的可能”，提出：“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下午，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业总工会联席会议上下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并代表中共上海区委颁布《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市政府。”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指出，毕庶澄现正在投机，起义仍以“松江、苏州下来为标准”。还提出，鉴于盼水建不赞成工人罢工，可去联络即将来沪的白崇禧，使之不与钮十分接近。
3月20日 晨，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派人到枫泾联络白崇禧和薛岳〔注〕，由周恩来起草致白、薛的信。
〔注〕薛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傍晚，北伐军前锋逼近上海近郊龙华。
3月21日 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举行起义的指令。十二时，上海总工会颁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后，全市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周恩来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战斗分七个区进行，最后的激战集中于闸北，由周恩来、赵世炎直接指挥。他们亲临现场，察看地形，确定进攻方针。以三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的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同驻在上海的毕庶澄部和其他军警总共五千余人激战两天一夜，于二十二日下午六时，攻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
△战斗进行中，上海总工会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支援，遭到白崇禧等拒绝。在起义军占领北火车站，毕庶澄军已溃败时，薛岳率师赶到。
3月22日 经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由钮永建、杨杏佛、张曙时、侯绍裘、虞洽卿、王晓籁、王汉良、汪寿华、顾顺章、林钧、谢福生、郑毓秀、白崇禧、罗亦农、丁晓光、陈光甫等十九人组成。
3月23日 连日来辛劳、疲惫不堪。本日，罗亦农建议休整并严密改编纠察队。
3月24日 北伐军占领南京。当晚，美、英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轰南京城区，造成“南京事件”。
3月25日 罗亦农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一切指挥集中，恩来出来找一个地方接洽重要事”；赵世炎负责中共上海区委及上海总工会工作；罗亦农负责与国民党接洽及其他一般政治工作，并留在上海区委内。
△晚，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军事、政治问题。会议根据会前苏联顾问和周恩来所报关于白崇禧已将薛岳调离上海，将刘峙为师长的第一军第二师调到上海闸北，谋划解决工人纠察队的情况，主张“拥护留薛”。
3月26日 蒋介石到上海。一方面同帝国主义暗中进行政治交易，一方面勾结青红帮头目杜月笙等人成立“中华共进会”，并由虞洽卿出面筹措经费和武器，同工人纠察队对抗。
3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指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但工人阶级的行动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的恐慌，“他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人民要警惕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此文发表在四月六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建议上海总工会致电国民政府，报告组织纠察队的意义，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并发给津贴。提出开展政治工作，争取第二师的士兵。
3月29日 上海特别市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但蒋介石命令“暂缓办公”。
3月下旬 同从汉口到达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见面，争取他支持上海市政府。
△分别探望进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东路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劝导他们支持革命，并要他们做蒋介石的工作。
△同何应钦交谈政治、军事、外交、党部、交通等问题。何说武汉政府为对抗南昌的蒋介石而按兵不动是不好的。周表示，中国共产党是“谁妥协就反对谁”。事后，周恩来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同何交谈的情况，提议请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去做何的工作，使其“消极而不助蒋”。
3月30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详细分析起义后上海的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白崇禧等“对付我们已有预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建议中央派人同已去南京布置战事的程潜〔注1〕联系，争取程潜；并使在安徽的李宗仁〔注2〕守中立。还指出“武汉策略有大的错误”，主张也派一人去。提出在下级军队中多做宣传工作，促使士兵拥护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还要动员民众、工人轮流不断地慰劳士兵，向他们宣传，使之左倾。此外，还可利用黄埔同学联欢会欢迎蒋介石，使之不敢说反革命的话。为加强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建议调蒋先云到蒋介石处；调胡秉铎到何应钦处。在民众方面，建议推举郭沫若〔注3〕为知识分子的领袖。最后宣布中央的军委同上海区委的军委为统一的机构。
〔注1〕程潜，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
〔注2〕李宗仁，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左军总指挥。
〔注3〕郭沫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同蒋介石面谈。蒋谈话重点在对武汉政府的意见，对鲍罗廷不满，表示现在决不下台。
4月上旬 蒋介石连续召集会议，密谋反共清党，指派吴稚晖、陈果夫、白崇禧、钮永建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掌握上海市的军政财权；公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罢工、集会、游行，十一日，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律实行‘清党’”。同时题写“奋斗到底”的锦旗，派人赠送给上海总工会，以麻痹工人。
4月5日 陈独秀和四月初经苏联回国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反党摧残工会之事”。
4月12日 上海发生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按照蒋的部署，大批武装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在凌晨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企图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周恩来闻讯后赶往设于商务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到后，被骗至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在交涉中表示，工人纠察队的“枪无论如何不能缴去”。但当即“被禁于司令部”（后经罗亦农派黄逸峰通过第二师党代表将周恩来救出〕。与此同时，分散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受骗缴械。接着叛军在上海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南京、广东、湖南、杭州等地随后也相继发生同样事变。
△上海工人奋勇夺回上海总工会会址——湖州会馆。总工会立即在大院内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全市总罢工，重新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同帝国主义、蒋介石进行斗争。
4月13日 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周恩来和赵世炎参加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十万多人。会后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游行群众遭到叛军的残酷屠杀。
△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事变前夕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维金斯基〔注1〕到上海。任务是：（一）同赵世炎、周恩来共同组织特务委员会，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讨论江浙区委〔注2〕执行中央决议案的具体方法和计划，报告中央；（二）促江浙区委推选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还决定派聂荣臻到上海，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李立三等十二日路过南京，知蒋介石已发动反革命政变。本日，赶到上海，辗转找到上海的同志。
〔注1〕维金斯基，苏联人，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代表。
〔注2〕江浙区委即上海区委。
4月14日 会见刚到上海的郭沫若。郭沫若谈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叛变革命的罪行，说上海局势紧张，劝周恩来从速离开。
4月14日（或15日） 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情况拟一电报交宋子文转汪精卫。从宋子文的谈话中得知，蒋介石要通缉周恩来。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分析北伐军各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后，指出“蒋的力量并不大”，只要武汉出兵，有“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蒋的势力。指出“上海过去太退让，是错误”，提议立即将此意见电告武汉政府。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参与研究武汉政府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和工会的策略以及党的宣传工作问题。在会上指出：自十二日以来，我们毫无一点宣传，致市民不知惨案的真相。提出立刻动员，扩大宣传，“号召群众反帝、内含反新军阀”，“反帝反蒋并行”。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李立三宣布由李立三、陈延年、维金斯基、赵世炎、周恩来，并增加罗亦农和三个苏联人共同组成特务委员会。周恩来首先发言说，应致电武汉提出两点：“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四·一二”事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同时指出，汪陈联合声明“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
△汪精卫通电声讨蒋介石。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通过清党等反革命决议，同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形成宁、汉对立局面。
4月18日 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五点：（一）“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注1〕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二）“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三）“政权运动的宣传没有做得好”，“没有抓住小资产阶级”，而“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直到缴械以前并未停止”；（四）“对于反帝行动的消极”；（五）“技术工作太坏”。指出：对“中央的错误，应有根本解决的办法”，要提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并说：“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尤其是述之不能再占中央委员的地位”。同时批评“此次运动东方局〔注2〕也要负责”。
〔注1〕指中山舰事件。
〔注2〕指共产国际东方部。
4月 起草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注〕，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尹宽、陈延年、李立三。意见书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明确提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限。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
〔注〕即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
4月25日 从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处得知，敌人正悬赏二万五千元缉拿周恩来。
4月下旬 在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要邓颖超速到上海。五月一日，邓颖超抵沪。
4月下旬—1927年5月上半月 在聂荣臻协助下，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工作，并安排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
4月27日 出席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策略等问题。周恩来提议军事工作由王一飞负责；职工运动的口号是：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工厂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孙中山的农工政策、拥护上海总工会。
4月27日—1927年5月9日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人会。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以及忽视农民土地问题的错误，但会议未作根本的纠正，仍坚持忽视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错误方针。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周恩来为五大代表，未出席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未到任）。
5月下半月 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此时，由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动的武装叛变，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于二十日率部击退。武汉政府转危为安。二十一日，国民党长沙驻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解散湖南省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5月22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5月25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长。并决定，军人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此后直至七月下旬，周恩来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人为助手对军队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
5月26日、27日 连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湖南的政治局势及党的军事工作，决定致电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质问解散工会、农会事，并决定派瞿秋白、张国焘赴湖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5月28日（或29日） 听取湖南来人汇报情况，得知湖南农军准备从三面攻取长沙后，对来人指出，通知部队“暂集中湘南”待命，“不作硬来”。
5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报告“马日事变”后长沙的政治局势及军事情况。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这期间，常委会几乎每天举行一次会议，处理各项紧急事务。六月三日，增选瞿秋白为常委。六月四日起，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四人轮流值日，持续到六月下旬。
5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委人选名单及对付蒋介石的策略。周恩来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
5月 主持成立特科。特科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一）开展土地革命；（二）吸收新的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三）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中共中央六月一日收到上述指示。六月五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电报内容告知汪精卫，这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
6月5日 汪精卫解除鲍罗廷、加伦等的顾问职务，并于十日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预谋反共。二十日，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开会，秘密达成反共协议。
6月6日、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陈独秀针对共产国际五月指示说：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现在国民党未开代表大会，怎能增进领导成员；建立军队的问题，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一事也是行不通的。从而拒绝了国际指示。会议还讨论了湖北、湖南的工作。
6月8日 出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等部门发起的安葬蒋先云（在河南北伐前线牺牲）的追悼会，并发表演说。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发言同意蔡和森“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做基础”向反动派作斗争的意见，并提出以“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
6月中旬 派出军事干部十人到湖南浏阳、平江一带组织农民，准备武装暴动。
6月17日、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提出举行湖南暴动的计划。指出在暴动中可集中力量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问题；临时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提出在长沙没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技术上建立交通处（后建立人并说明准备另派一百五十人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暴动。后因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6月22日 鉴于政治形势紧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紧急提议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秘密办公处。此提议获得通过。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提出：“为学习争斗，应学习争斗技术。”
6月28日前后 出席陈独秀召开的紧急会议。在会上报告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的消息，说明中央军事部和省委军事部已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参加第四军。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会后，周恩来、张太雷在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
6月 会见在普宁暴动〔注〕失败后到武汉请示工作的惠、潮、梅农工救党军代表方临川，指出武汉形势将起变化，要暴动队伍不去武汉，尽快返回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就地暴动。
〔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广东省普宁、揭阳、潮阳等县的农军举行了武装暴动，进攻普宁县城。中共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等人组织的武装队伍闻讯赶来参加战斗。五月中旬，暴动失败，队伍撤到湖南汝城，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即派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军事部周恩来请示。
7月3日 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会议通过陈独秀提出的重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有十一条内容的决议案。
7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湖南局势的会议。在会上提出在唐生智〔注〕与何键有冲突、唐生智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拥唐反蒋”政策，并可促唐生智解决何键。
〔注〕唐生智，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7月上旬 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参加中国共产党。
7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在此期间，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反动派的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仍将同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5日 在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后，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7月中旬 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后，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
△随中共中央由汉口暂移武昌办公，和张国焘等一起主持党的机关和党员的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工作。在武昌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撤退部署的报告后，迅速将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并把聚集在武汉的中共党员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还将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返粤的准备工作。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7月20日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态度日见右倾，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后，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改变依张政策，决定“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
7月24日（或25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在发击中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最终决足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7月26日 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向正在讨论有关起义各项问题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针对讨论中发生的要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的争论，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统一了大家的认识。随后，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交代聂荣臻设法将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7日 到达南昌，先住朱德寓所，后住系马桩附近一学校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起义的有关问题，决定在七月三十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7月28日 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告以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贺龙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7月29日 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九江，给中共前委连发两份急电，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商定：起义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
△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国民新闻报等；（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廖乾吾、高语罕、恽代英等人。
7月30日 张国焘到南昌后，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等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激烈争论数小时，但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为保证武装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7月31日 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讨论。经过数小时辩论，在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八月一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由于第二十军的一个营副告密，中共前委决定起义提前举行。
8月1日 凌晨，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由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所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发布。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并提出七项主张，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晚，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起义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军兵力较为薄弱的从赣东经寻邻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
8月2日 中共前委在对起义部队初步整编后，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同日，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
△聂荣臻、周士第率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大部由马回岭赶到南昌。
8月3日 起义军开始分批撤离南昌，向临川（抚州）进发。四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所率第十一军第十师在进贤脱逃，经余江折往浙江。
8月5日 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出发前，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情况。并找当地中共负责人谈话，了解南下沿途各县的农民运动、地主武装、封建族姓以及风俗习惯等情况。
△率起义军开始沿崎岖山路行军。
8月7日 抵临川。鉴于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和思想比较混乱的状况，中共前委决定在此休整几天。为筹措急需的军饷，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主张改变以往派款、借款的办法，实行征发地主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经过讨论，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这一财政政策。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选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十日决定成立南方局，任命周恩来为南方局成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
8月12日 抵宜黄。当晚指示总政治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油印分发。并同在这里赶上部队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谈话，分配他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次日启程，继续南下。
8月18日 抵广昌。因连日军旅劳顿，患病。二十日离开广昌，向瑞金进发。
8月26日 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的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溃。随后进占瑞金。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省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后，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妥，即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决定政权的性质须从根本上改变，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8月30日 从缴获的国民党军文件中，获悉钱大钧、黄绍竑两部正在会昌一带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攻起义军。为解除后顾之忧，和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商定兵分两路，先击破会昌之敌，再行南下。本日，周恩来前往前沿阵地，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第十一军向驻守会昌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击溃钱大钧部全军九个团，占领会昌。之后返回瑞金。
8月31日 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讨论南下路线问题。鉴于洛口至寻邬一线国民党军已屯驻重兵，而福建兵力空虚，且可利用水道运送大批伤员和枪支，决定取消原定由寻邬入东江的行军计划，改为绕道长汀（汀州）、上杭入东江。
8月 和李一氓〔注1〕介绍郭沫若〔注2〕参加中国共产党。
〔注1〕李一氓，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秘书长。
〔注2〕郭沫若于八月三日在九江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后，和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军。
9月初 根据贺龙从南昌起义到会昌战役的表现和本人的要求，和周逸群提出同意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这一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作介绍人。
9月5日 随起义军进抵福建长汀。在此休整两日，筹办给养。
在长汀期间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起义军撤离南昌后进行瑞金、会昌两战役的经过，说：“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提出“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促请中央电告共产国际在起义军取得潮汕后，设法支援经费和枪炮弹药，并电告广东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详细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周恩来和叶挺认为潮汕国民党军兵力空虚，地势无险可守，预计可不战而得，如先以主力取潮汕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从而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因此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但因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国民党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尽早得到休息和共产国际接济，遂按此实行。
△为应付外交，革命委员会决定仍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并讨论了财政政策问题，镇压了当地的土豪劣绅。
9月9日 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10日 和彭湃率领一团起义军沿汀江先行进占上杭。在听取中共福建党组织负责人罗明等人的汇报时说：当前是要打到潮汕，和海陆丰农民斗争汇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要求地方党组织协助起义部队做好后勤工作。并指示部队留下五六十条枪，要他们在闽西组织武装斗争。还接见了永定县党组织的张鼎丞等。
9月中旬 在上杭休整期间，出席在第九军军部召开的政工会议，提出整编起义军的设想，拟到汕头后，将起义军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军”。此外，革命委员会在讨论土地政纲时，作出决定：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后又按照中共广东省委送来的政纲，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地主的土地。
9月19日 起义军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按照长汀会议的决定，兵分两路，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钱大钧部。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进军潮汕。
9月23日 起义军在与驻守潮汕的国民党军王俊部短时交战后，进占潮州。
9月24日 率起义军先头部队进驻汕头。随即着手布置驻防警戒，肃清反动分子，维持社会秩序，并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张贴革命标语，宣传土地革命政纲，开展民众工作。其后，成立市革命委员会，赖先声为委员长，郭沫若为海关监督和交涉使，李立三为公安局长，彭湃为东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
9月25日 出席汕头市人民欢迎起义军大会并发表讲话。
9月26日 张太雷奉中共中央之命到汕头，召开南方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取消起义军原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将军队开往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并布置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等离开部队，起义军一切事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周恩来表示目前军情紧急，一切变更要待击破汤坑之敌后，方能实施。会后，赶赴前线部署作战计划，随后返回汕头。
△因筹办军饷，起义军未能按预定计划行动，延至本日始向揭阳集中。
9月28日 起义军在揭阳北部的山湖地区，向占据有利地形的国民党军王俊部发起攻击，初胜；后与前来增援的陈济棠部激战两昼夜，歼国民党军三千，但因力量悬殊，伤亡严重，无力再战，三十日向揭阳退却。
△国民党军在“飞鹰”号军舰的炮火掩护下，在汕头强行登陆，袭击革命委员会驻地。周恩来指挥战斗，将其击退。
9月30日 国民党军黄绍竑部进攻潮州，起义军抵抗至黄昏后突围。
△晚，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会后，带领一连人前往揭阳方向，接应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
9月底 患恶性疟疾，连日高烧。
10月3日 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流沙，同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会合。在随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作报告，宣布今后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并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行动方针：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向海陆丰撤退，帮助农民开展斗争，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由海口撤退，转往香港或上海。自己不顾病重，坚持随部队行动。
△会后，率起义军向海陆丰方向的云落前进。行至莲花山时，遭到从乌石赶来的国民党军陈济棠部的拦腰截击，虽经周恩来和贺龙、叶挺组织反击，仍遭致溃败，大部损失，一部突围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随后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10月5日 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经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抵饶平县。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赣、粤边，转战到湘南地区。
10月上中旬 同起义军主力部队失散后，和叶挺、聂荣臻等率领警卫部队赶往海陆丰。途中病重，有时昏迷，无法行进，遂令警卫部队赶往陆丰的金厢镇集中。自己则和叶挺、聂荣臻等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陪同下，到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休养治疗。
△在此期间，还向陆丰县委农协提出开展今后斗争的建议。
△后在杨石魂护送下，和叶挺、聂荣臻从金厢镇的渚村乘小船，飘泊两天一夜，到达香港。
10月中旬 宁汉战争爆发。
10月中下旬 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住所养病。曾参加当时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
10月23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于十八日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后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经验教训。本日，中央致信南方局并广东省委，通知周恩来务于十一月七日以前赶到上海出席会议。
11月上旬 从九龙深水埗乘船到达上海。
11月9日、10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不断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由此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并“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形成“左”倾盲动主义。会议还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政策，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受到警告处分。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并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随后，因罗亦农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
11月1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广东和北方工作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为配合东江农民暴动，二十五师不应回湖南，要在东江增加反抗力量。会议通过周恩来代表组织局提出的两项提议：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鸣、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取消中共北方局，派蔡和森为北方五省特派员兼顺直省委书记。会议还讨论通过由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利用国民党粤、桂系军阀对广东的争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并指示退在江西信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即第二十五师）宜迅速使之开往老隆、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军会合，以开展五华、紫金等县的农民暴动。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党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应有一明确的认识。共产国际过去对许多问题未有明了的认识和肯定的指示，国际反蒋的决定也是很迟的。叶贺事件是逼出来的，不是事前有一个具体的坚决的政策。这些问题一定要弄清。
11月29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案时提出：目前是如何发展经济斗争，反对黄色工会的问题，要说明各地过去忽视职工运动是主要的毛病。并提出从团中央的任弼时、关向应、李子芬、刘昌群四人中至少调二人到党中央工作，由团中央决定人选。中央妇委由杨之华、邓颖超等六人组成。此后不久，任弼时、关向应到中央工作。
11月、12月 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并展开各方面工作：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着手改变党的各级机关的活动方式，实行“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并逐步建立健全秘密工作的制度。
12月1日 兼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
12月4日 自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参与中共中央领导以来，对于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开始有所觉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本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讨论浙江省委议决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时发言说：这一布置恐怕太乐观了。其结果恐如江苏一样，民众终未发动起来。
△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说：“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但中央非取消了浙江暴动”。信中指出浙江“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强调浙江省委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一方面须努力于党和工会及农民间组织的迅速恢复或建立，一方面须指导这些已建立或将建立的组织，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并指出浙西“只要有可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党团关系时，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说：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为的是怕共青团说是机会主义。如不严重注意，共青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走到虚无主义之别一面去。共青团大部主张实验，即失败亦不要紧，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这与“一暴成功”是两个极端，这个危险可以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并针对江苏省委提出的全省暴动定于明年元旦前后，江北江南一齐动的计划，说：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是否乡下同志有非暴动无出路的观点呢？
七日，中共中央致信江苏省委，指出：“冒昧地走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时江苏各县最切要的工作便是发展这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区域便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
12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张太雷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三日，起义失败。
12月13日—15日 连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在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建立交通网，恢复各地关系及已损失的工作。并提出派自己去广东开展这一工作。但因中央工作离不开，会议决定派李立三前往广东，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江西问题时说：江西农运还是群众自发的初步的斗争，应加紧宣传，使农民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提出：江西的发动太单调，纯粹农民式的，最大缺点是城市工人太弱，军事计划也太早了一点，要注意到无动不暴的危险。并提出第二十五师不一定到赣西南，应根据实际情形而定。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告以第二十五师今后的行动方针，说：“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并派军事科科长李鸣可前往送信。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安徽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在安徽省长柏文蔚下属部队中筹办学兵团应采取的策略：“我们同志对外态度开始工作可灰色点，以求握得实权而不致立即为人所忌遭人排挤”，并强调指出：党团组织在学兵团中须绝对秘密，以连为单位组织支部，彼此间严禁来往。
12月2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取消原定的当唐生智在宁汉战争中败退时，湖北省立即举行暴动一事。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会议确认：在唐生智溃退时，因革命主观力量薄弱，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12月29日、30日 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硕夫（尹宽）和福建临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并强调“城市的暴动必须与乡村的暴动相衔接”。
2007/09/10
1927年二十九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