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之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洪武三十年间，共计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不计其数。
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大诰》说：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民间若不亲发其奸顽，明朕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合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
当然，农民的处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因为代表政府意志的里甲长乃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民间洒派包荒诡奇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量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以此靠损小民。”加上朱元璋认为：“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尹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种特权。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亦有差役优免。这些优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头上去。官僚贵族越多，士大夫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农民兄弟起义之初意图实现的经济政治平等的目标，算是彻底失败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阶级，他要维护的仍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君臣关系和伦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权益。他告诫子民：“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五、网罗特务 严密监视人自危
重用特务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监视控制危险分子，监听臣属幕僚的言行举止，发现纠举子民的危险倾向，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检校而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布全国，特务组织日益完善，特务活动异常活跃。
检校是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
一般由文官担任。最著名的头目有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宁、凌说一起专门告发别人隐私。兵马指挥丁光眼巡卫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杨宁曾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归你。”后来杨宁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人充军，杨宁因之得宠，历升至中书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杨宁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毁宰相李善长。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排陷大臣，放肆为奸。”杨宁终以告讦被诛。其他几个头目也都先后被杀。
也有亲卫军官作检校的。如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朱元璋占领袁州后，查看果然不错。
又如心腹亲随毛骧和耿忠。毛骧从官军千户积功到都督佥事，掌管锦衣卫，提典诏狱；耿忠奉派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和民间疾苦，积官到锦衣卫大同指挥史。
但均不得善终。
也有和尚被选拔作检校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报告外间私人行止。后来又对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人大肆诽谤，无恶不作。
甚至对乡村里甲也被赋予巡检的权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就是监视的意思。对于邻里乡亲的出入远行必须随时掌握和报告，若发现图谋不轨者，必致邻里连坐。用法律手段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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