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两广既平，南部只剩四川云南，皆不足为虑。
半壁江山已固，兵精粮足，正可全力支援北伐。
北伐大军出发前，朱元璋晓谕将士：“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于水火。
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民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北伐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事先经过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仔细推敲和商定，并拿到军事会议上与诸将商讨修正，让诸将充分理解其作战意图，以利于和保证战略战术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的有效实施。
猛将常遇春提出，南方已定，可以集中兵力直取元都，以百战雄师，元都必下；元都既下，再分兵出击，以王师之威，其他城池可不战而下。朱元璋则指出：元朝百年都城，防御必严，工事必坚，假定大军孤军深入，元军断我粮道，攻城非一日可克，元朝四方援军可至，进退无据，大事去矣。仍宜采用取平江之法，先砍其枝叶，再动摇根本。先取山东，撤掉大都屏风；回师下河南，断其羽翼；进据潼关，占领他的门户。待彻底扫清其外围据点，确保粮道畅通，再进围大都，自然水到渠成，手到擒拿。此乃万全之策，稳扎稳打，确保立足于不败之地。
为了确保北伐的胜利，一丝不苟地贯彻朱元璋的作战意图是关键。为此，对北伐军的统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慎重的组织。徐达是朱元璋儿时伙伴，用兵持重，纪律严明，生性谨慎，朱元璋任为征虏大将军，统帅全军，甚是放心。常遇春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任为副帅。元璋担心常遇春勇斗轻敌，特别告诫徐达，如大敌当前，宜以遇春为前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冠诸军，可使其独挡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只管战略决策，策励将士，不可轻动。
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斗志，争取北方民众的理解支持，朱元璋发表了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无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宁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仅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居，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寡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贼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是宋濂奉命而为，也是朱元璋幕僚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了数千年来儒家正统思想。其中心思想有两点：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之分，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比之红军提出的“重开大宋之天”，更具号召力和革命性，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获得广大被压迫的汉人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引起儒生士大夫的注意。二是恢复传统道德，尊崇儒家礼仪文化。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应规范到千百年的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如今北伐，目的在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一为恢复一度被蒙古胡族打乱的政治社会秩序，一为“救民于水火”，让“各安其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富国强民。
文告中还骂元政府败腐透顶，天理不容。骂元朝大将认贼作父。河洛指扩廓贴木儿，原为汉人，名王保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他们飞扬跋扈，制造内乱，荼毒生灵，这两种人实力再大都只能是国家的不幸，不可以做中华之主。“妖人”自然指红军，“妖言”惑众，扰民太甚，乌合之众，自然也不能做中国主。剩下的只有我“江淮布衣”可秉承天意，而为“中华主”，“拯生灵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人，减少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平等思想，只要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厦之人抚养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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