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底山水看厌了，他开始发见自己怀恋的只是北京底城阙。危险也许有一些危险，但是顾不得。不相知的也许要责备他底热中，但是也顾不得。居正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北京了。《独漉篇》、（诗一）《宝剑篇》（诗二）大致都是嘉靖三十六年北上途中的著作。
国士死让，饭漂思韩，
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
君不见，平陵男子朱阿游，直节不肯干王侯，
却请上方斩马剑，攀槛下与龙逢游，
大夫磥砢贵有此，何能龌龊混泥滓！（宝剑篇）
最透出居正个性的，是他底《割股行》。
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诗二）
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从此以后，他没有家庭，没有恋爱，只有国家。他热恋政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一天放下，然而他底热恋政权，主要的还是为的国家。他牺牲朋友，遗弃老师，乃至阿附内监；只要能够维持政权底存在，他都做得，因为维持自己底政权，便是报国的机会。从此以后，他十九年不曾看到父亲一面，父亲死了，不奔丧，不丁忧，不守制，不顾一切人底唾骂；政权是他惟一的恋人，政权是他报国的机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居正大声地吼着。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在这个时期里，对外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俺答不断地向北京外围——古北口、通州、蓟州、大同、宣化——进攻，国家底政治中心，成为他底最后的目标。东南的倭寇，也是不断地进犯。他们没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全国富庶之区，长时期受到他们底蹂躏。内政方面，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后，曾经说起：
长安碁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书牍十五《答耿楚侗》）
这个磊落奇伟之士，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徐阶是他底知己，但是徐阶没有用他的机会。严嵩把他当一个文士，没有注意。世蕃认为自己和陆炳、杨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没有注意。居正对于严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维。后来严嵩底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称颂他们父子：
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文集十《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
这是后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对于严嵩父子是怎样地应付。
正和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文集六《翰林院读书记》）的地方。在这里他做过培养的工夫，也曾想到实际的事业。尽管别人当他一个文士看，但是他底个性，在书牍里，已有不少的流露：
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诓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书牍十五《答周鹤川乡丈论禅》）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同卷《寄高孝廉元谷》）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之，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当复有得力处也。（同卷《答胡剑西太史》）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同卷《答罗近溪宛陵尹》）
居正底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这一派底学问，融合儒家、释家底言论，而最后的目标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居正所谓“本觉可以照了”，正是阳明学派底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一派的讲论，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嘉靖三十二——四年间，聂豹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居正直谓“近时论学者，或言行颇不相复，仆便谓其言尽不足信，是以孤孑迄于无闻。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书牍十五《启聂司马双江》）其后居正当权，禁止讲学，只是这个态度底演变。但是他说“信心冥解”，其实还是心学底学风。用这个学风治经，当然只有“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万历八年，居正答朱睦㮮论春秋云，“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书牍十二《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辩疑》）主张还是如此。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