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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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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第九章 弃官从商

  李鸿章代表政府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张謇感到这个条约对中国社会将造成严重的危害,允许日人于内地开机设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外洋之工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我国”,“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蓠,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其后患必然是“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

  1895年,张謇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写了《代鄂都条陈立国自强疏》,深刻阐述了发展工业、富民强国的设想。这年夏天,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张謇向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想法,张之洞非常赞赏。

  同年,张之洞委派张謇创办通州实业公司,“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张謇决定根据通海一带“亚洲产棉胜处”的地理条件,兴办纱厂,并命名为“大生”,意为“天地之大德曰生”。

  但是创办纱厂并不是一帆风顺,张謇遇到的艰难曲折实非他所预料。1895年冬天,张謇开始集资办厂,将大生纱厂定为商办。可是从1895年到1896年,虽然官府出面劝导和董事奔走游说,但那些拥有良田数万亩的大地主都以“来年入股”相推脱,即使勉强入股也不肯多出,最少的只有37两,张謇对此十分感叹“通州风气未开,见闻固陋”。没有办法,他只好求助于上海,数月沪通往返,他最后确定了六位董事:海门沈敬夫陈楚榆、通州刘一山、福建郭勋、浙江樊树勋、广东潘华茂。彼此商定沪董三人负责在沪筹集40万两,通董三人在通筹集20万两,共计60万两,张謇还邀请他们来通州考察,大家看到通州离通扬运河和长江港口很近,交通很方便,几个人都赞叹这里是办厂的风水宝地。

  1896年秋冬,纺织行业却突然出现了塌市,许多外国的纺织品积压上海,洋商都降价销售,这对中国的纱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许多纱厂都倒闭了。

  潘、郭等沪董事望而生畏,由原来认集40万两缩至25万两,不久又缩至16万两,但是拖了两三年,张謇也没有见到分文。通州的集资也十分缓慢,张謇为此“彻夜不寐,绕屋而走”。没有办法,张謇只好求助于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很快张、刘两人就答应支持张謇。

  其实张之洞和刘坤一支持张謇有他们的想法。张之洞早在1893年就准备在武汉办纱厂,向英国购买了四万八百枚纱锭,但是纱锭到了上海,张之洞却因为资金短缺,办厂之事不了了之,他不愿任由那些纱锭放在杨浦码头风吹雨淋,一直想找人领办,但是没有人来承领。现在张謇要求政府支持办厂,张之洞正好把这批纱锭作价给他。1896年11月,由江督刘坤一指使,江宁布政使兼商务委员桂嵩庆与张謇签约,把这批原价70万两的纱锭,作价50万两,作为官本入股,这样张謇共筹集资本近60万两,他以为自己有了60万两,沪董一定会集出40万两,但是沪董听说官商合办,立即全部退出。他再次求助于桂嵩庆和上海的通商督办盛宣怀,桂、盛两人答应为他另筹流动资本。张謇接到消息,非常高兴,他说:“此真挽救之一大关键也。”

  1897年12月,大生纱厂破土动工,开始基建,运输、材料费用开支很大,张謇盼着桂、盛两人的支持,但两人却根本不兑现说过的话。没有办法,张謇只好去上海集资,来往的路费,都是他卖画的所得。

  经过一年的奋斗,1898年末,大生纱厂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等到装机,张謇才发现官股的四万钞锭机件因为长期风吹雨淋十分之三四都已经锈烂了,向江督要钱进行购补,但只是答应支持而无钱可支,商本又短缺,但是张謇还是想办法购买配件修补完备,并且开始着手收购棉花,但是经费成为张謇心头的一块石头。

  张謇万般无奈之下,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辞职,同时表示如果纱厂走投无路,他将要把此厂转让给日本人,刘坤一最后根据张謇的提示,要求通州地方政府调拔8万两给张謇,但是通州知州汪树棠却故意刁难张謇,他把原本给秀才和举人参加的乡试的津贴费拨给张謇,引发了当地三百多名秀才联名递文指责张謇,弄得张謇十分被动。汪树棠还以张謇集资为由,动用差役,明火执仗向民间逼索,引起老百姓对张謇的不满。一时间民怨鼎沸,谣言四起,张謇连忙求汪树棠不要再集资了。拨借公款遂成泡影。

  为了保住纱厂,张謇不惜挖肉补疮,把已经购进的价值8万两棉花运到上海变卖,但是所得很快就用尽了。机厂开工后,资金更是紧张,张謇请求刘坤一另派人接办,但刘坤一没有答应。张謇没有办法,只好招租,他与上海商界巨子严信厚等人合谈,但是沪商提出的条件他实在无法接受。在上海二个月,张謇百计俱穷,由于忧急,他的嘴上起了血泡,弄到最后,他连旅费都成了问题,只好靠卖字筹措。这时候,他的得力助手沈敬夫写信告诉他,“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闭厂,以还股东”。这时,已是1899年5月,江南正是燠热的梅雨天气。

  谁知这时市场上纱价已经开始上扬,张謇的纺纱售卖计划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当年竟然获纯利3、8万余两,第二年更获11、8万余两。纱厂的收益已经可以保证纱厂的正常营运。

  张謇满怀喜悦前往江宁拜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张謇高兴地告诉刘坤一:“纱好地也,气转天也,人无与焉。”刘坤一称赞这都是他的功劳。张謇推脱说:“办事皆董事及各执事,謇无功。”刘坤一说:“不居功,苦是要吃的。”张謇说:“苦是要吃的,亦无所怨。”

  但是张謇真是无怨吗?他在纱厂正常营运后,授意别人画了四幅画:《鹤芝变相》(“鹤”指潘鹤琴,“芝”与郭茂之的“之”谐音)、《桂杏空心》(“桂”者桂嵩庆,“杏”者盛宣怀字杏孙)、《水草藏毒》(“水”影射汪树棠,“草”暗示黄阶平)、《幼小垂诞》(“幼”指沪商朱幼鸿,“小”者严信厚字小舫),并让人把画挂在纱厂办事厅内,以此让自己和全厂同仁时常回想办厂的艰难,激励鞭策大家。

  1903年,大生纱厂的纱锭和资金已经比开办之初分别增加了100%和238.7%。1907年,大生纱厂开办第二纱厂,该厂投资83、6万余两,大生纱厂步入了它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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