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熙的死，使完淳又一次陷入极端悲痛之中。他挥毫写下《得漱广讣》、《吊漱广至西塘有述》，又做七律一首和七绝竟十八首哭之。再加上先前遇难或病死的师友邵景说、陆鲲庭（事迹见第一章）、侯文中、周上莲，他又做《五子诗》以表伤逝之情。他亟需把悲痛震惊的情绪理一理，借诗文发泄一下胸中的悲愤，然后才有可能振作精神休养生息，同时进行系统总结和重新寻找自己的队伍。
几日后，完淳开始撰写对南明王朝的兴亡原因进行系统总结的评述《续幸存录》。这是继夏允彝生前写的《幸存录》而作的。在决心自杀后，夏允彝潜心将明末时的盛衰大势、边境情况及所谓流寇（即指农民起义军）的兴起作了一部《幸存录》，意在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来对明朝的灭亡原因进行总结。但《幸存录》只写到崇祯帝死，明朝灭亡便结束了。而对明亡后一两年中发生的这么多“天崩地坼”、风起云涌的大事却未来得及记述，夏允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完淳。他认为完淳虽然年轻，但已听说过南明王朝的军政大事，更直接参加了义军的行动，因此完淳是有能力也有责任写这部续书，供天下人作借鉴的。
面对父亲那墨迹未干的手稿，完淳紧咬嘴唇，忍住热泪，提笔在纸上写下《续幸存录自序》几个大字。
“自草土以来，恒思纂述，而哀瘠之余，形神俱涸，一经置笔，念及先忠惠（指父亲夏允彝）风雨一编，便凄然自废。景光如逝，忽焉小祥矣。次先忠惠遗行之后，继以此编。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余生也晚，所见闻未广，后之人谓余多所遗缺也，敢不受责。若失之诬，失之枉，我知免矣。破巢余卵，旦夕待命。藏是编也山石室，望一日之中兴，明天子开天禄、石渠，访兰台之遗，追述先朝轶事焉，是编也，或与《幸存录》非小补云。孤子夏复泣血谨识”。
从这以后，夏完淳便把自己关在屋中，废寝忘食地撰写起来。他一向以“下笔立就”著称，这天翻地覆的一年来胸中又积蓄了那么多情感和思想，这次写作，就如开闸的洪水般喷薄而出，不可抑制，直倾泻到笔端，一吐为快。一个少年英雄的雄才大略都在这部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部书，也成为后来人了解南明历史，借鉴其兴亡经验的宝贵材料。
由于战乱颠沛和清朝统治者的纂删，《续幸存录》只剩《南都大略》一卷和《南都杂志》二卷，但就是从这三卷的吉光片羽中，我们也能看出他思想的光华。
《南都大略》共十三条，后有以“内史曰”开头的总评；《南都杂志》有五十条，记述了一些朝野纠纷及轶闻传说，并对其进行剖析和评点。他是认真贯彻了在《自序》中提出的“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的治史原则的。对于弘光朝的朝政败坏、人事紊乱，他作了详尽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南明之所以这么快就灭亡，主要在于朝廷与守边的将领不和，而朝廷内部又朋党相争，同时在外守卫的将领之间也闹得不可开交，拉帮结伙、互相倾轧，自顾尚不暇，更何谈对抗清军！他更尖锐地指出：“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多；财富愈贫则官愈富，斯之所谓三反，三反之政，又乌乎不亡！”他确实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在观察到的表面现象中，同时又能准确地抓住其本质，这就使他的见解不流俗套，有非常切合实际的、新鲜的特点。
对于人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而公允的。他虽然是个少年，不免意气用事，但经过战争的磨炼，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一反传统评论中占主流的“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简单评论方法，而是采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看待复杂的人与事。比如前面讲过的，他认为史可法虽人品高洁，却不是带兵的最好人才，而马士英虽奸诈狡猾，却是个将才等等观点，都凝聚了他自己的思考，而绝不是人云亦云。当然，他轻信易激动的毛病也没有完全改掉。比如他认为阮大铖是“风流豪侠”，因此最终不会投降，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固然由于他误信当时谣传，只知阮大铖在弘光朝灭亡后到浙东鲁王军队效力，却不知自鲁王兵败后，他也投降了清军，并随清军进攻福建，结果在仙霞岭上力竭身死。这也表明，完淳到底年轻气盛，对人情冷暖体悟得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人的了解还没有到达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深度上。
但瑕不掩瑜，从总体来说，这部出自一个16岁少年之手的历史著作，无论是其精辟见解，还是宏观把握以及分析能力，都是同时代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如果天假以年，再给他一点完整时间的话，他一定会写出比《续幸存录》更加出色的政论文章，他那比文学才华一点也不逊色的政治才华一定也会受到更好的磨炼。但是，只可惜在一年后，他就为国捐躯了。哀悼钱熙的那句：“千古文章未尽才”也成了他自己的谶语。但他所作出的功绩已足以辉耀千秋，亦足以侧身于古今爱国诗人的行列中。
继《续幸存录》后，他又开始利用这难得的一点完整时间写作其他作品。其中就有那篇彪炳史册的《大哀赋》。他在序中自陈作赋时的心情和意旨是：痛感国家遭难，山河变色，“劳者言以达其情，穷人歌以志其事”。它陈述在这“玉鼎再亏，金陵不复，公私倾覆，天崩地坼”的动乱年代，山河破碎的惨景和民族压迫的暴行，总结明朝自万历以来的历史教训，特别是魏忠贤的乱政，弘光君臣的误国，直斥福王如“东昏侯之失德，苍梧王之不君”，表现出夏完淳不盲目忠君，在突破“为尊者讳”藩篱方面所达到的新的高度。而国家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又怎能不“蘼芜遍于故宫，莓苔碧于旧内。风尘萧索兮十二楼，风雨凄迷兮四百寺”。字里行间，包含着无限的感慨与悲怀。
《大哀赋》反复重申了抗清复国的坚定志向：“亡楚之功不就，报韩之志谁传”！“下江但见夫绿林，圮桥未逢夫黄石”。失望中犹存希望，挫折后仍图联合绿林豪杰再整旗鼓。这篇赋仿南北朝时庾信的《哀江南赋》所作，但庾信是处在东晋时期，身困异国，身居高位，同时感到抱愧祖国，因此写下此赋。夏完淳是处在千年后的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深受晚明复古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的抗清志士，其创作无论从倾向、思想性还是艺术感染力来说，都比庾信高出一筹。此篇一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余音直至20世纪。当时的名士感动不已，纷纷为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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