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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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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第八章 反攻江西图复兴

  在历经九死一生之后,文天祥等6人终于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城门镇靠岸。当地百姓一听文天祥丞相来了,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位海上豪杰叫张哲斋,他将文天祥等人请至家中,殷勤招待,促膝交谈。

  听完张哲斋介绍了朝廷情况,文天祥心中十分高兴,恨不得像大鹏鸟一样,一展有力的翅膀飞到永嘉,组织抗元斗争。张哲斋准备把海上豪杰联络在一起,听从文天祥指挥,反攻明州(今浙江宁波)。二人志同道合,谈得非常投机,文天祥冒死南归,一上岸便看到了希望,异常兴奋。

  告别张哲斋,他由陆路赶往永嘉,迫切地想快点儿见到益王、广王。好同其他大臣、将领商量抗元大计。哪知道,赶到永嘉时,二王已将大元帅府迁到福州。

  文天祥立即上书劝益王早日即位,好树立大家的抗元信心。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登基,改年号为景炎,这便是端宗皇帝。同时还封广王为卫王,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召文天祥立即前往福州,商议国事。

  文天祥在永嘉居住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拜访。附近的爱国志士,原来的同僚、部下,纷纷前来,他们见了文天祥,都建议组织义军,坚持抗元斗争,也都表示一定听从文天祥的指挥。许多人提出建立一支海上武装,用海上的优势,去抗击元军。

  文天祥原来勤王义军中的邹浲、张汴、朱华三人也来了,文天祥一见,极为高兴:“你们从哪儿来,怎么会找到这里?”

  “自从义军被解散之后,我们就到了南方,在福建听说您到了这里,特地前来,我们都盼望着您再领着我们干呢!”

  “刘沐、陈继周,还有其他一些兄弟现在怎么样?”

  “他们带部分队伍回了江西,也招兵聚粮,等着配合南方一块行动呢!”

  “真是太好了!”

  几位老战友叙说了很久。大家都一心要抗击元军,成就大业,约定回去准备。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到达福州。这时福州已升为福安府。朝廷授予文天祥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等职。但他没有受命,主要原因是不满意左丞相陈宜中的为人行事。临安被围时,陈宜中悄然出走,有负于作为宰执大臣,文天祥到行在后,责备他为什么不奉三宫二王同奔,只管自己逃命。陈宜中自然很不高兴。见到张世杰,文天祥也问他带来多少兵,张世杰告诉了他。他叹息说:“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张世杰也很不痛快。朝廷权力掌握在陈宜中、张世杰手中,文天祥任丞相,必然要受到许多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他上表力辞,主动要求出外带兵,朝廷只好改任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陈宜中对文天祥确是多方限制。文天祥在永嘉时,和浙南志士义民颇多接触,深感民心可用,尤其赞许张和孙关于依靠海上豪杰组织水军收复两浙的计划。

  他和陈宜中商量,准备亲赴永嘉指挥调度,并已写信给张和孙,请他率领海上义军收复明州(浙江宁波)。

  当然这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无疑会给元军以沉重的打击。陈宜中出于私心,坚决不同意这样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的失职使临安不战而降,两浙相继沦陷,这时正想依靠张世杰的力量收复两浙,以自洗濯。如果文天祥收复两浙,他将被置于何地呢?

  二是张世杰是武将,重文轻武是宋朝开国以来的一贯政策,日后倘若中兴实现,张世杰不可能掌握朝廷大权;文天祥则是状元出身的宰相,如果再建立军功,他的声望可能超过北宋的寇准、范仲淹,甚至独操朝廷威柄,这是陈宜中非常疑忌的。陈宜中以私心误大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误了朝廷。南宋末年国家艰危,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

  从海上收复两浙的计划不能实现,文天祥打算到广州招集兵马,作北伐的准备。他在福安等待广州的谍报。这时军情稍为缓和,他就利用这段时间着手编订《指南录》,他按时间顺序编为四卷,第一卷包括出使北营,羁留皋亭山;第二卷从临安出发,经平江、常州,渡瓜洲并返回镇江;第三卷从镇江脱险,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第四卷自海上到永嘉,再到福安行在。这些诗篇是他英勇战斗的生动记录,颠沛流离的真实写照,崇高精神的具体反映。他以工整的笔迹,抄录在洁白的纸上,以便后人读之,知道他的遭遇,了解他的心迹。在通州,他写过一篇《指南录自序》,这时他感到意犹未尽,又增写了一篇《后序》,序中对在真州时与两淮制使“约以连兵大举”,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可是旋即幻灭,这使他感到无限惋惜。他历述自己九死一生的情况说:

  余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扶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

  他自己说,“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实在一点也不夸张。虽然遭遇如此,他丹心未改,表示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这种精神实在可钦可佩。这是一篇千古的雄文,英雄的浩歌,几百年后,还闪烁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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