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卷入漩涡
嘉佑六年（1061年）底，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有权签署报告和送往朝廷的通讯。
凤翔因为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人力缺乏，民穷财尽。苏轼的职务没有太多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地为民求雨的事：有一年凤翔一带久不降雨，农民面临着收成不保的局面，苏轼与太守决定替百姓求雨。苏轼献上祈雨文，数以千计的人赶来共同祈祷，结果，果然接连下了几天大雨，缓解了旱情。苏轼非常高兴，为了纪念，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碑记。后来，苏轼在其他各地做官时，多次带领百姓去求雨，他每次求雨所做的祈文，都收在他的“全集”里。
仁宗皇帝嘉佑八年（1063年）去世，新皇帝是英宗。英宗在治平元年（1064年）免去苏轼的前职。他因为久闻苏轼大名，打算破例升他为翰林，担任替皇帝起草诏书的文书工作。当时的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然后才选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不会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就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反而会连累他。”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工作，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贴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才需要考试。何必考苏轼呢？”但韩琦仍然坚持，于是考苏轼二论，他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史馆的官吏轮流在皇家图书馆工作，苏轼有机会看到皇家收藏的珍本、手稿和名画，心里很高兴。
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年方二十六岁。她给苏轼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王弗对苏轼温柔贤惠，俩人恩爱情深，她的去世，对苏轼精神上是一次很大的打击。王弗死后十年，一夜，苏轼又梦到爱妻，醒转后满怀愁绪，写下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妻子夭亡，苏轼还没从丧妻之痛中走出，第二年即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他的父亲又去世了。
苏轼兄弟辞官返回眉山，埋葬了王弗和苏洵后，他们又要为父亲守服二十七个月。
丧期届满，苏轼再婚，他的第二任太太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这期间神宗即位。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兄弟重返京师，从此卷入政治风暴之中。
在此，有必要将王安石作一介绍。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诗词散文俱佳，思想创新，有口才。
神宗起用他做了宰相，在职期间，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革新政治，以缓和当时政治、经济的危机，因种种原因，其新法最终失败。王安石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政治家，在政治上，他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他死后，民间称他“拗相公”，可见其性情之顽固。苏轼曾评王安石是“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苏轼于熙宁二年（1069年）重返朝廷时，王安石正做宰相。王安石平时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
苏轼上书议论说：“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仍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即使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要勉强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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