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司马迁又对壶遂谈了自己对《春秋》这部书的看法，他认为，《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则可以分辨人世间的纲常伦理，可以解释疑难事理，明辨是非，可以判断犹豫难决的事情，还可以表扬善良的事物，谴责邪恶的现象，尊敬德才兼备的贤良，鄙薄无耻的不肖之徒。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残补缺，振兴已经颓荒的事业，这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这一著述，是十分推崇的，《春秋》在他心中，成了无所不能的圣书。
司马迁又将《春秋》与《易》、《礼》、《尚书》、《诗》、《乐》等一一比较，来向壶遂阐明《春秋》一书的特点。他说：“《易》是讲天地、阴阳、四季、五行的关系，长于表示各种变化；《礼》是用来安排人世间的伦理纲常，长于指导人们的行动；《尚书》记录的是上古帝王的史迹，长于指导政事；《诗》记述的是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之类的事情，长于体现各地风俗人情；《乐》是礼乐产生的基础，长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心情舒畅和美。
与这些相比较起来，《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就用来节制人的言行举止，《乐》用来抒发平和的情感，引发人们对礼乐的爱好，《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吐露心意，《易》用来解释各种变化，而《春秋》呢，则是用来阐明仁义道德，指导人们按照仁义道德来做事。如果要治理乱世，使世道恢复安定的秩序，没有比《春秋》更合适的了。《春秋》的文字共有几万，其精髓有几千，万事万物的聚散离合，都可以在《春秋》之中找到依据。”
司马迁显然越说越激动，他站起身来，在壶遂面前来回走着，壶遂对他的学识见解和滔滔文采十分赞叹，正要开口说话，司马迁忽然转过身来，满脸激愤的表情，接着说：“你知道吗？《春秋》中记载的谋杀国君的事件有36起，灭亡的国家有52个，失去了政权，不得不四处逃亡的诸侯更是多得无法计数，这都是因为失掉了仁义这个根本啊！正如《易》上面所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臣子杀了君王，儿子杀了父亲，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造成的恶果，这是长时间内仁义不存所导致的结局！所以，一国之主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既辨不清面前进馋言的小人，又不知道在背后叛逆作恶的贼子；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能妥当地处理事情，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遇到变化了的情况，也不知道怎样变通处理。
作为一国之君、一家之主，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义，必然要蒙受首恶这一不好的名声；作为臣民、儿子，如果不掌握《春秋》的要义，必然会因为弑君弑父而被判以极刑。他们犯了恶，却不知晓，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好事，是光明正大的事，这都是因为他们不通晓《春秋》的大义，没有掌握做人的根本啊！直到恶事败露，受到应有的惩罚，即使人家给他加上空造的罪名，他们也是不敢推卸的，谁让他们不明大义呢？不明大义，以至于君不像君的样子，臣不像臣的样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也不像儿子，简直乱了套。
君不像君，他的权威就会受到触犯，臣子就会对他不尊敬；臣不像臣，就会遭到被诛杀的命运；父不像父，就没有了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大逆不孝，遭到众人耻笑。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把‘天下最大的过失’这个罪名加到他们头上，他们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有所推卸。所以说，《春秋》是礼义的本源。礼是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防范，法则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再去施以刑罚，加以惩处，这哪一样更明智呢？但是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礼的潜移默化的防范作用却往往受到人们的忽视啊！”
壶遂连连点头称是，对司马迁的这一番议论佩服之极，但同时他也有点疑惑：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上没有贤明的君主赏识他，下没有人重用他，他的才能得不到施展，他的观点得不到认同，所以才将自己的观点融于几百年的具体历史事件中，让后代的人们去评判是非曲直，让后代的人们明白事情真相。现在汉朝兴盛，上有贤明的君主，下有固定的职守，太史公司马迁干吗还想著述历史呢？现在国家繁荣兴盛，人民生活安定，各项事物都被安排得妥妥贴贴，难道还有论述的必要吗？
司马迁对他的疑惑做出了解释：“不全是这样的。我曾经听我父亲说：‘伏羲氏时代民风非常纯朴厚道，有《易》、《八卦》流传下来；尧、舜的盛世，《尚书》中都有详细记载，《礼》、《乐》也因尧舜的贤德而兴盛起来；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赞颂；《春秋》宣扬善事，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繁荣、民心的纯朴，并且对周王室大加赞扬，它并不仅仅是对世事的讥讽啊。’汉朝自建立以来，到当今圣明的天子掌管国事，得到了上天降下的祥瑞，设坛祭天地，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又修改历法，改变衣服、器具的颜色，将与土德相适应的黄色推到了至尊地位，这都是受命于上天的啊！天子的恩泽像流水一样滋润着无穷无尽的土地，连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派来了懂汉语的使者叩境，请求上贡礼品，请求拜见天子，使者多得数都数不清。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英明贤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再者说来，贤能的士人没有被重用，这是当权者的过失，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贤德但他的德行没有被广泛宣扬，这是官吏的失职啊！我担任太史令，如果抛开了圣明天子的英明智慧而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诸侯和贤大夫的功业而不去加以表述，背弃了我父亲的遗愿，这是莫大的罪过啊。我所说的论著历史是记述历史事实，整理、编订世代相传的历史材料，并不是什么创作，而您把它与《春秋》相比，是有些误会吧。”
对壶遂的一席话，既是说给壶遂听，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自此，他就开始了继《春秋》的著述。这一年，是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
筹划已久的事情，一旦付诸现实，该是以多大的激情投入啊！42岁了！人到中年，著书的热情在司马迁心中燃烧，他看上去显得那么精力充沛，那么神采奕奕，哪像个42岁的人呢？历史的使命鞭策着他，父亲的遗命督促着他，宏伟的理想激励着他，司马迁日夜奋笔疾书，挥毫洒墨。满腹经纶，恨不能立即化成行行文字篇篇文章。
可是著述工作常常被汉武帝的出游打断。汉武帝是不安于呆在皇宫里的，他要出游、他要巡狩、他要祭祀，几乎每年都不间断。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也只得放下手中的笔去迎合汉武帝的爱好。
据《汉书》记载，从太初元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的车辇几乎没有休息过，太初元年冬十月到泰山，秋八月到宁夏；二年三月到河东；三年春正月东巡海上，夏四月修封泰山，司马迁只能在汉武帝出游的间隙去继续他的著述。每次都是来不及拍去身上的尘土，来不及放松一下疲惫的筋骨，他就走进书室开始构思他的著述。
著述工作就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东奔西跑很辛苦，虽然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并不多，著述毕竟在继续着，直到有一天，大祸降临，司马迁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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