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太后垂帘半年，官家很尊重她的意见。现在“折中至正”的经国之制已经确立，大臣已分别作了调整。人到老年，事事称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于是她正式宣告不再垂帘听政。但还有一件大事未办，那就是领着官家恭读本朝太祖所立下的“誓词碑”。誓碑立于太祖寝殿的夹室里，规定只许新君才可入内，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内侍跟随，其余的人都远远站在庭中。小内侍先进夹室，点亮红烛，焚上香，揭开蒙在誓碑上的黄金幔，低头不敢仰视，很快就退下。官家走到碑前，只见碑高七八尺，宽四尺有余。他叩头跪拜，默读誓词，词文共有三条：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自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官家读完后再拜而出。此碑平时封闭甚严，谁也不许进这神圣的夹室。钥匙历来由皇帝或太后亲自掌管。后人知道誓词的秘密，是由于后来金兵攻陷汴京，太庙门户洞开，文人抄录而相传。
当年八月，葬大行皇帝于永泰陵，庙号为哲宗。山陵使章惇完成了他最后一项公务。在皇上的授意下，韩忠彦、曾布组织言官陈瓘、龚央、陈师锡等人，集中火力猛攻章惇，说他犯有谋废高皇太、黜废元祐皇后、迫害元祐旧臣等罪。章惇先是被罢去左相之职，出任越州知州。言官以为责罚太轻，又将他贬为闲散官，安置于潭州。曾布怕他东山再起，说他曾反对皇上即位，应流放到海南岛。皇上还算聪明，说不想用策立之事定罪，只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表示宽大为怀。事后韩忠彦、曾布分别任为左右相，成为最高执政官。
当上右相之后，曾布如坐春风。韩左相的地位虽比他高，但生性懦弱，又不精通权术，远不是他的对手。而当前潜在的最大危险人物莫过于蔡京了。由于吕惠卿、蔡确、章惇、蔡卞先后当丞相和执政官，他们都是福建人，呼朋引类，大部分也是福建人。其中有许多人富有才干。章惇、蔡卞罢黜之后，这些朋党、乡党就归心于蔡京，他就成了新党的领袖人物。
蔡京富有才华，野心勃勃，精于权谋，随机应变。而且与国舅向宗回、宗良是知己之交，深得向太后赏识。他先是奉命修改《神宗正史》，身负重任。自从元祐元年开始修神宗史以来，至今已十五年了，但一直未能定稿。最早是丞相吕大防主持此事，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执笔。范、黄等人属于旧党，偏重于司马光、吕公著的家藏纪事；而陆佃是王安石的门下士，属于新党，与之争论不休。这是神宗史的第一个版本，称为墨本。
绍圣元年左相章惇主持此事，由蔡京、蔡卞、曾布共同编写，他们以王安石的《日录》作为修史的依据，用朱砂笔对墨本进行重大的修改。这是神宗史的第二个版本，称为朱墨本。
新君即位，向太后以为元祐、绍圣各有偏颇，确立了“折中至正”的新国策，让蔡京与原端王府侍讲徐勣负责修改朱墨本。据说他俩取用过去辅臣家藏《日录》时，认真考辨是非，删除私史的偏见，详述三十年来国制变迁，重新评价大臣们的历史功过。蔡京身经数朝，熟悉政事，与徐勣同心协力，配合默契。他脑子灵活，转变得很快，挥洒翰篇，典重高雅，又是书法名家，笔力遒劲。在当年九月，就完成了这一神圣的使命。书稿内竭力赞美向皇后：辅佐神宗，关心社稷，注意百姓疾苦，生性节俭，诚古来少见。这是神宗史的第三个版本，称为蔡徐本。向太后审阅后甚为满意，准备让新君晋升蔡京为执政官。
向太后想重用蔡京的意向，很快由裴彦臣传到向府中。有一次向宗良在酒后曾得意地宣称：“向太后母仪三朝，天下共仰，今年亲自决策立新君，有丰功盛德。现在朝中有些大臣奔走向府门下，屡次表示敬意与诚意，我们都加以拒绝。唯有蔡翰林是故交，近日内就要荣升。”
消息很快传开，御史中丞丰稷、言官陈瓘等人，连章弹劾蔡京非法交结外戚，自以为有向府作后台，高官可任意挑选，他们请向太后严肃地管教兄弟，且既已卷帘颐养天年，不至于会再干预朝政，特别是干预执政官任免这样的大事。现在中外流言传布，如果处理不当，有损太后盛德。补救的办法是贬黜蔡翰林离京，流言就不攻自破。
向太后看了他们的奏章，气得大哭大怒，不进饮食。皇上怕引起娘娘的误会，想立即罢黜丰稷和陈瓘，晋升蔡翰林的官职，以便娘娘消释怒气，而朝中大臣都闭口不敢言。丰稷，字相之，明州鄞县人，陈瓘字莹中，南剑州人。他们为官廉洁公正，刚直敢言，在朝廷内外有很高的声望。如果贬斥他们，那更加影响太后的声誉。蔡京本来洋洋得意，准备走马上任，不料向宗良事先泄密，被言官围攻，舆论界沸沸扬扬。他连忙给裴彦臣写了封密信，请他在向太后面前多多美言，保全自己的禄位。
谁知道阴差阳错，密信却错送到刘瑗手中。刘瑗忌恨裴彦臣在入内省跟他争权夺利，就对外透露了蔡京的密信内容。白纸黑字，证明上层的流言并非无中生有。机灵奸滑的右相曾布抓住时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建议让蔡京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江宁府，以平息社会舆论；陈瓘出知无为军，可使向太后息怒。这个办法一箭双雕，既除去争权夺相的心腹之患，又削弱了左相韩忠彦的力量。但其他言官仍连章弹劾蔡京，向太后为了维护自己崇高的威望，下了狠心，授意让蔡京提举杭州神霄宫，到杭州领祠禄养老。
自从熙宁三年进士及第以来，蔡京在宦海中已浮沉了二十多年，虽然不能位极人臣，但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却没有翻过船。总的趋向还是步步高升，对手们从来不敢等闲视之。谁知道这次却大意失荆州，从可能达到的权力高峰突然跌落到最低谷。本来政局如棋局，降职赋闲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离开了京都。离开了决斗场，就无法显示自己的才华和手段；离开了自己的同党和盟友，就会孤掌难鸣。但皇命难违，打落的门牙只好往肚里吞，必须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好在两个大儿子已在京供职，不必同行。
在十一月初的一个阴暗的早晨，蔡京带着家眷，带着他的幼子蔡鞗和蔡絛，泛舟汴河南行。他回望逐渐远去的京城，蜿蜒巍峨的城阙，护龙河岸的粉墙朱户，堆物如山的汴河边的仓库群，都笼罩在烟雾朦胧之中。而玉堂中清贵无比的翰林生活，宴游中亲朋好友欢乐的笑声，现在都已成了往事。瞻望天水远处，今后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是祸还是福？那还是一个未知数。是啊，世事悠悠风飘絮，朝为三公暮成客。不久前自己机关算尽，在做封侯的黄梁梦，而现在却在河上飘流。冬天的寒风，呜呜地吹过船顶，浪花拍打着船舷。初冬的汴河上舟楫仍然不少，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着，只有沙滩上的鸥鹭悠闲自得，不识人间愁苦。
蔡京的夫人徐氏，见丈夫在船头仰望出神，怕他受寒，就命小妾把他请进船舱饮酒解闷。徐氏是原湖州知州徐仲谋的女儿，知书识礼，颇有胆略，跟随丈夫走南闯北已近四十年了。在离京之前，她所生的两个儿子蔡攸、蔡翛，要留她在京奉养，但她放心不下，还是跟着丈夫南下了。
她劝解丈夫道：“浮名浮利，都是身外之物，为此而伤身劳神，不如酒仙刘伶一醉。过去多少惊涛骇浪都经受过来了，何必为眼前的挫折而闷闷不乐！”
蔡京答道：“皇上新即位，旧党逐渐得势。曾布奸诈，竭力排斥，让我脱下宫锦袍，到杭州去养老，真是死也不甘心！”
徐氏笑着说：“你从政已三十多年了，哪天不是在苦斗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跌倒了仍可爬起来。从少年时起，你自负有凌云之志，政绩卓著，生花妙笔，下笔千言，我从来没见你颓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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