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昪晚年迷信佛教老庄，后因服食丹药，于升元七年（公元943年）病逝，享年55岁。他临死时反复叮嘱太子景通，要善于同邻国处好关系，不要蹈隋炀帝的覆辙，妄动干戈。他甚至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
“他日北方一定会有变故发生。”可以说，南唐的这位开国明主，是怀着不老的雄心和对子孙后辈能否守住家国的不放心中无奈地离开人世的。他自己一生英雄，从一名卑贱的小和尚跃为九龙之尊，一手创建了繁荣昌盛的南唐国；可惜子孙后辈却一个比一个不成气候，风流有余而王气不足，不堪当守成保业的大任。自他死后，南唐国势就一天不如一天地衰微下去。
李昪去世后，长子李亶即位。李亶初名景通，即位后改称李亶，是李煜的父亲，历史上称作南唐中主。
李亶自幼风度秀美，长大后也是儒雅风流，与父亲李昪的刚毅沉厚的风格迥然相异。
李亶从小就聪敏过人，也十分爱好学习。他可以整日地练习名家字帖、学习吟诗作对，或者练习骑射。
而且学什么是什么，学什么精通什么，因此父母祖父都视为掌上明珠，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长成能主持社稷的大才，将来好继承自己的事业。只可惜事于愿违，李亶虽聪颖过人，却对政治和军事并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才能，倒是日益显示出作为诗人艺术家的气质。他学书法便精通书法，尤其是一手隶书写得十分有造诣；他学诗，10岁时就吟出“杨柳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这样对仗工整，比喻形象且寄托深远的名句来；他学骑射，技艺也十分高超，可惜不是用在战阵之中，而是用在游戏狩猎之中；他学词，同当时的词作大家冯延已游戏共处，也深受冯延已的影响并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他留下来的词作，至今仍被诗词爱好者吟咏研究推敲。
生于富贵温柔乡的李亶，思想感情十分丰富纤细。
这种感情，惟有在词作中才能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词作中，他发现了一个可以任他恣意翱翔的新天地，而现实生活的繁琐，政治的残酷无情，让他十分的不耐烦。他的这种态度和倾向，精明的李昪不可能觉察不到，因而很是失望。李昪有五个儿子，其中第四子李景达刚毅沉稳，颇有乃父风范。李昪曾几次动过废弃长子李景通，立四子景达为太子的念头。但在封建社会中，如果长子在，就必须立长子为继承人的宗法观念束缚了他，因为，废弃长子不立而另立次子，很容易导致宫廷祸乱甚至兄弟残杀。所以李昪不敢轻动。
但在他心中，实在极希望由四子李景达来继承自己的皇位。李亶倒是天性孝顺，又淡泊权势，为了让父亲立弟弟景达为帝的遗愿实现，他继位后没有按惯例立长子为太子，而是立弟弟景达为东宫储副（皇位继承人）。后来因为他的长子李弘冀从中捣鬼而不得不废弃景达皇太弟的名号，另立弘冀为太子。弘冀生性残烈多疑，竟然毒死了亲叔叔景达才肯罢休。李亶为了维护景达，反而害了景达。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上演，并不算得新鲜。只是弘冀多行不义，不久也因良心的折磨和疾病的侵害而亡故。
他的几个弟弟也相继去世，于是太子的地位自然便落到老六李煜的身上。
前面说过，南唐的开国之君李昪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与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而中主李亶弄得国势衰微，是否与他不善用人有关呢？显然是的。就拿冯延已来说，此人词作甚妙，可以说是词作名家，在词坛上历来享有很高的声誉。人品却不怎么的，为人轻狂浮浪，好大喜功又不切实际，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实际才能。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证明他为人的轻狂放浪。在任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时，他曾讥讽当时重臣孙忌说：“你有什么才能，居然位居丞郎？”孙忌当下愤然答曰：“我不过是山东一书生，论鸿笔华丽，我十辈子比不上你；论谈谐歌酒，我百辈子比不上你；论谄媚险诈，我永生永世比不上你。然而皇上把你安排在王府官属的重要位置上，是希望你以道义辅佑齐王，并不是要你作齐王的声色犬马的朋友。我固然没有什么特长，但你的特长，却足以败坏整个国家了。”
一席话把冯延已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可就是这样一位轻狂无德，不切实际的纨绔文人，却深得中主李亶的器重，他继位后，把冯延已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李建勋同时被拜为丞相。李建勋同冯延已一样，也是一轻薄文人，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才能。
当时与冯、李二人同被中主李亶器重的还有陈觉、魏芩、冯延已的弟弟冯延鲁等人。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急功近利，志大才疏，经常口出狂言而没有实际才能。
后来，在他们的唆使下，本来坚持先主李昪遗嘱实行保境息民政策的李中主，趁邻国闽国内乱之机，悍然出兵福建，同时还出兵远征楚国，结果是“自作孽，不可活”，不仅没能取得地盘，反而被对方打得损兵折将，损失财物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在与闽国的战争中，南唐官兵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后，便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结果大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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