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昪于公元888年出生在徐州一个贫贱的李姓家庭中，小名彭奴。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小彭奴在6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也在不久后去世，成为孤儿的小彭奴跟着伯父投身到濠州开元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和尚）混碗饭吃。他8岁时恰逢攻下濠州的杨行密到开元寺住宿，寺院安排他为杨行密端茶送水。杨行密见他相貌不凡，勤劳机警，对答伶俐，不由十分喜爱，征得寺院主持的同意便将他收为义子。后来由于杨行密几个亲生儿子的强烈反对和不满，杨行密只得把小彭奴推荐给大将徐温。从此，小彭奴改名换姓为孙知诰。
徐温是杨行密部下一名出类拔萃的得力干将，机智过人，深得杨的信任赏识。他对知诰的影响十分深重。而小知诰的聪颖伶俐，孝顺温和，又与徐温的妻子李氏同姓，让徐温十分喜爱。尤其有一件事让徐温对小知诰刮目相待：一天，年方9岁的知诰为徐温掌灯，灵机一动，随口吟出一首咏灯诗来：
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动，敢向樽前不尽心？
徐温见知诰小小年纪竟能出口成章，已是十分惊奇；细细品味，又感到诗中弦外有音，分明寄托着小知诰深深的期望：希望自己能得到徐温（主人）的更好的栽培，日后定将厚报主人的恩情。当他品出诗中的弦外之音后，徐温对知诰更是青眼有加了，虽然当时没有什么表示，日后却暗中用心关照栽培，终于使知诰成长为一名独挡一面的栋梁之材。当知诰22岁时，已被提升为升州（今江苏南京）防遏使，23岁，援升为升州副使；25岁，因平定宣州叛乱有功而被正式任命为升州刺史。在这些职位上，他不仅表现了优秀将领的良好素质，而且显示了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风范。
知诰治军严明，又很注意同士兵同甘共苦，并体恤下人，很得士兵爱戴。在治民方面，他一方面严明政治，褒扬廉洁清明的官吏，一方面奖励农桑，敦促发展生产，使赋税有保证并同时保证人民丰衣足食，因此深受人民的支持拥护。又由于他礼贤下士，以诚以礼待士，各方有志之士纷纷投奔到他的麾下，连被誉为北方“虎臣”、“名将”的李金全、虞文金也不远千里的慕名南下。后来，知诰所以能够功业日盛而至于可以取代吴王，众谋士宾客功不可没。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知诰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文治武功，权势威震朝野。他自公元919年执掌吴政权以来，军事上屡战屡胜，使吴国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政治上实行安抚农民，奖励农桑的政策，人民生活安定丰足；对外与中原和四邻关系和睦友好；在官场上他也广布恩惠，培养心腹，把朝廷和地方的权力都牢牢地握在掌中。这样，在公元937年，吴天祚三年，在大臣将领的支持下，他众望所归地逼迫吴王杨溥让位，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知诰不是那种依靠祖宗的余荫而坐上皇帝宝座的，所以他深知皇位江山得来的不易。他登基后，并没有耽于声色享乐之中，而是继续努力，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千方百计的巩固政权。在政治上的第一举措就是攀龙附凤，不仅恢复李姓，还自称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的后裔，改名为李昪，改国号齐为唐，表示自己是大唐李氏江山的继承人，作皇帝名正言顺。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可当时人民习惯于江山代代相传的宗法观念，这种作法有利于提高威信，从而有利于政权巩固。
李昪登基后的另一重要政治举措是颁布《升元格》，后修改为《升元删定条》，改革刑法，删除酷刑苛法，以赢得民心。他还重用儒臣，澄清吏治，以保证国家政治清明。
在经济方面，李昪继续实行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在文教上，他在庐山白鹿洞建立学馆，称为“庐山国学”，并下诏要各地仿效；他还在都城金陵设置国子监，以极大的兴趣发展文教事业。
总而言之，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李昪有着十分清醒的政治军事经济头脑，他出身低微，自幼饱尝了战乱造成的苦难，所以对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安定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从而始终不渝地贯彻他的“保境安民”的政策。南唐建国后，国力日渐增强，一些谋臣屡次上表陈说开拓疆土之利；有的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举师北伐，恢复中原；有的认为邻国吴越、闽、楚国力较弱，可以仗势吞并掉，都被李昪一一驳回。
他常说：“民生各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说：“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怎么可以为了争夺城池拓展地盘，而让他们流血葬身在荒地里呢？”这的确是出于他爱民恤民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他的英明之处。因为当时南唐建国不久，国家虽看起来繁荣昌盛，但离争霸中原，统一中国的势力还相差很远。如果急功近利，很可能连初步的繁荣都要断送掉。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