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少年科第
李鸿章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思想的束缚，使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李鸿章6岁开始在家馆中学习，李文安既是他的严父又是他的良师。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年、1836年、1838年这3年因其父继续赴京会考，没时间再当教书先生，李鸿章便拜堂伯父李仿仙为师。
此外，李鸿章还曾受教于徐明经。在包括父亲在内的3位先生的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之下，李鸿章在初涉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制艺技巧方面进步很快，18岁时考入县学成为秀才。此时的李鸿章，才华初露，心气高傲，自信心强。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再接再励，刻苦攻读，要作那西汉终军、贾谊式的年青时就扬名于世的人物。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入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李鸿章入京，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举人考试。抵达京城后，李鸿章先住安徽会馆，后又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
在京城中，他心志专一，并未被京城繁华富贵的情景所吸引。为了学业的长进，他在不久之后，便以子侄辈的礼节拜见了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自此，在曾国藩指导之下学习经学和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技巧，成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和思想、事业上的继承人。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48名举人。随后，由曾国藩推荐到时任翰林的学士何仲高处，一面教授何公子读书，一面准备参加会试。当时北京组织了一个文社，曾国藩担任社长。
李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与各地人士交游问学，又常常得到曾国藩在诗文方面的精心指教。1845年，他参加恩科会试不中，但其诗文却博得了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的曾国藩的刮目相看。在往后两年时间里，李鸿章在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又着意“习制科举之文”。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中2甲第13名进士，朝考后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寒窗苦读十数载，终于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并且当上了有利于做学问的京官，这对于李鸿章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称心如意的快事。
3年期满，李鸿章在1850年庶吉士散馆时，以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年起，又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央一级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
做翰林、纂修等官，既清闲又能接触到宫廷内的大量珍贵藏书。李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之学，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他的弟弟和子侄辈。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很喜好时艺文字。
但与他的老师一样反对雕章琢句、内容空泛的文风，而对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著称于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这种文体赞赏不已。他把这两种文体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说：“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他特别推崇唐代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这两篇文章。他又指出：“《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这6部儒家经典都是记载传递儒家思想体系的书，后人对之加以遵循阐发，为文虽因时势不同而有文体上变更，但在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总之，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文以载道，这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创造人方苞就说过：“作文如果不是阐发儒家思想道德，那么有关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风尚的文章就不要勉强去作。”
此外，由于李鸿章生长在桐城派文论的故乡，且其历任老师如父亲李文安、业师徐明经、伯父李仿仙及座师曾国藩等人，都是桐城派文论的传人，所以他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也就很自然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出生于耕读世家的李鸿章在青少年时期走的是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也就是说走的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之路：即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和程朱理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目标来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奋自己。这样，就决定了李鸿章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死力维护，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血性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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