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察吏安民
康熙帝说：“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
基于这一认识，他把察吏安民重点放在考察高级官吏上。其中主要是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及在京二品以上堂官。
康熙亲政前，下诏求言，当时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说民间疾苦都是因为督抚的贪婪与残酷，这不单单是守令的过错，上有监司，再上面又有督抚。
提出以后考核官员“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御史余缙建议：“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这些所奏，十分中肯，但是，问题还不止于督抚，更深的根源在部院大臣。因为京官无法直接向人民搜括，但手握官员任免权与钱粮奏销权，可借助权势向京外官员勒索贿赂。
康熙帝亲政之后洞察官场种种弊端，十分重视对高级官吏的考察。起初，他对外官与京官勾结行贿纳贿的事进行教育、警告，明令禁止。但“未见悛改”，“在外文武官，尚有因循陋习，借名令节生辰，剥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复苛索属员，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员亦交相馈遗。”康熙认为，兵民日渐困乏，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严加制止，谕吏部、兵部：“今后有仍蹈前辙者，事发之日，授受之人一并从重治罪，必不姑贷。”
十八年七月，京师地震，康熙命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抚等官，言政治得失，并亲自反省，总结六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第一条指出：“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其原因在于“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官吏私橐”。为割断督抚与部院大臣的非法联系，特规定：凡督抚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各官，彼此谒见、馈送，因事营求，以及派家人“问候”、来往者，将行贿者及受贿者“俱革职”；官员本人不知其事者降二级，但将经手此事两家家人“俱正法”。
这样，问题仍未解决。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用“合法”手段继续作恶。如：各省地丁税课各项钱粮，在本地支销兵饷、驿站、俸工、漕项等，每年用银约2000余万两，由皇帝将督抚奏请报销的题本交户部审核，办理报销。但是在履行报销手续时，户部往往借端挑剔，反复多次难以通过。这时督抚只好向户部行贿——“内外使费”。之后，即使报销的题本上有问题，户部也能让顺利完结。再如：外省向中央解送钱粮的时候，若不足量，户部有权令其补送，称之为挂平。户部大员手中有权，不分青红皂白，硬是以不足量为借口，强令补送，而且让解送的数量相当大，数量每年大约在解送钱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如果解送钱粮的官员事先与掌库的户部官员讲明，每10万两银两给户部4000两“好处费”，便可以免去“挂平”。仅此一项户部每年可非法收入三四十万两。
这可谓是皇帝眼皮底下的结伙贪赃妄法。还有漕督之官与户部大吏互相勾结侵吞国家财富的事也时有发生。
这些均是办理公事过程中，以公事“公办”面目出现的行贿受贿、贪污钱粮的例子，它比私下收受贿赂要高明得多，危害也更大。
经济上结伙贪污，政治上就很难秉公从事。如九卿会推官员，不能做到至公至正。有的草率从事，有的立议争胜，极力推荐自己中意的人、亲朋、同乡、门生。这样官员间往往结成党派，互相包庇，徇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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