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亲征噶尔丹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清朝最早接触的是漠南蒙古，早在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1627—1636），已基本将其统一，称为内蒙。到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冬，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相继与清朝通好，后来正式确定臣属关系。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尔喀蒙古各部落因遭受漠西厄鲁特蒙古噶尔丹的袭击，部众溃散，呈请内附，举族南迁，康熙帝“怜而纳之”，将其安置于漠南沿边诸地，并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要求，收集离散部众，分编旗队，推行与内蒙古相同的制度，称为外蒙古。
厄鲁特蒙古，元代称卫拉特，明代称瓦剌。瓦剌于元明时期曾与中央朝廷保持领属关系。从十五世纪后期起，瓦剌逐渐形成了四大部落，游牧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和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准噶尔部落的势力日渐强大，在厄鲁特蒙古四大部落中的地位也越发特殊，四出侵掠。因此，朝廷与厄鲁特蒙古的良好关系，由于准噶尔部的四出侵掠而受到干扰。康熙九年（1670），准噶尔部落出现内哄，部长被其异母之兄杀害。部长在西藏当喇嘛的同母弟弟噶尔丹闻讯赶回，声称奉达赖喇嘛之命平息内乱，为兄报仇，借机杀害了异母兄弟和继任部长的侄子，夺得了对准噶尔部落的统治权。噶尔丹是一个雄心勃勃、掠夺成性的人物，他上台后频繁地对临近各部落发动掠夺战争。
康熙是一位新兴的少数民族皇帝，洞悉边疆形势和少数民族情况，因此处理边疆事务的本领较历代汉族皇帝略高一筹。他继承祖、父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将归附的各部蒙古依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对内藩蒙古和外藩蒙古，及外藩蒙古是否推行盟旗制的，做到区别对待。当时的厄鲁特蒙古虽然已归属清朝，与朝廷关系比较密切，但尚未推行盟旗制，所以仍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推行原有的法律制度，对他们的内部事务不加干涉，尊重本族人民自己的选择。本着这一原则，康熙批准噶尔丹的申请，允许其如其兄旧例，“照常遣使进贡”，确认他在准噶尔部的领导地位。
当噶尔丹攻破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的其他部落，向朝廷进贡缴获的弓箭等物品时，康熙则拒绝收纳，以此表示有所保留的态度，但他仍将这些看成是厄鲁特蒙古的内部事务，坚持冷静观察，慎重对待。
因此说，康熙虽然不赞成噶尔丹对相邻部落的武力兼并，但也没有认定他是对朝廷的反叛，而是将其看成是边疆地区的民族纷争，尊重当地人民自己的选择，未妄加干涉。如果噶尔丹推行正确政策，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与拥护，并对朝廷采取友好态度，不难得到朝廷承认，民族之间或同一民族内部的纷争也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必诉诸武力。然而噶尔丹未能对被兼并的各部落进行有效的管理，“人心不一”，对逃出之民众无力进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在攻占了西北地区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利用喀尔喀蒙古内部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将其吞并。
康熙皇帝主张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纠纷在朝廷的主持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避免兵戎相见。但是噶尔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与朝廷的矛盾逐渐激化，康熙帝不得不对其采取一些限制和约束措施。一是限制噶尔丹的贡使人数。因发现噶尔丹贡使人数越来越多，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沿途肆行抢夺人口、财物、牲畜，践踏田禾。贡使人数多少，对于少数民族头人来说，不仅关系经济利益，也是政治地位的象征。限制噶尔丹贡使人数，即意味着限制其政治上的自我膨胀，仅承认其为准噶尔部首领。其次，收留安插逃来甘肃的厄鲁特蒙古其他部落的头领。再次，调解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的矛盾，扼制噶尔丹的入侵。
噶尔丹见喀尔喀蒙古两翼和好有望，便气急败坏地由暗中策划转为公开出兵干涉。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噶尔丹率兵3万占领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部，挑起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之间的战争。
噶尔丹便以此为口实，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初，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诸部。
噶尔丹出兵喀尔喀蒙古的时间，正好和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镇压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行动相配合。他从背后袭击正包围俄军的喀尔喀蒙古军，使喀尔喀蒙古军腹背受敌，实际支持了俄军的侵略行径，逼得喀尔喀蒙古部落向南迁逃。喀尔喀蒙古本为清朝属藩，遇到困难理应救助，康熙于二十八年（1689）四月宣称：“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故受而安插于汛界之外；其穷困人民赈以米粮，而严责其兴戎之罪。”
噶尔丹却不肯就此罢休，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开始了新的挑衅活动。他以攻伐仇人喀尔喀蒙古为名，率军2万余人，循索约尔济河南下，进入了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内，肆行杀戮、抢掠。
康熙皇帝得知噶尔丹悍然侵入内蒙的消息，曾经决定亲自出征。他于二十九年（1690）六月二十二日谕兵部：“噶尔丹追喀尔喀，已入汛界，朕将亲统视师”，“于初六日启行”。后来，他考虑到自己亲自出征声势浩大，容易将敌人吓跑，便改由皇兄、皇子出面，借口前去与其谈判，便于稳定敌人，将其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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