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府中的许多官员畏惧敖嘉熊的声望和能力，对逮捕计划持消极态度，结果，官府暂时没有逮捕他，但仍然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认为他“思想不审”每当他去外地时，总有几名密探在旅馆附近监视，虽然暂时无事，但最终敖嘉熊还是死于非命。从那时开始，他积极投身于纳税代理机构“温台处会馆”的筹建工作，之所以要成立“温台处会馆”是和嘉兴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相关联。这一带曾是太平天国末期的战场，战争使当地人口剧减，耕地荒芜，周边温州、台州、处州等地饥饿的贫苦农民纷纷涌入，在此定居开垦荒地，经过辛勤耕种，总算能够维持生活，官府把这些移民叫作“客民”，以区别于当地居民，在征税时标准差距极大，有时故意不给“客民”开纳税收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收税。治安也非常混乱，“台州人、温州人素以慓悍著称”，其中，有些身强力壮的人成为无业游民，结成帮派白昼抢劫，一些人即使从事农田耕作，也反抗官员征税，抵制纳税。
深受重税和抢劫之苦的都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和工商业者，嘉兴政府本应取缔这些无业游民，但他们忙于征税，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无赖。当然，客民纷纷抱怨税收不平等，但由于他们是非法占用土地，所以，不敢公开批评官府。敖嘉熊认为可以利用这种横征暴敛和社会治安混乱的状况开展革命工作。首先，把温、台、处三地的会馆作为客民纳税的代理机构，代替那些恣意妄为乱收税的嘉兴政府官吏，先行向百姓征税，正常发放粮票，这样就使纳税程序既简单又安全。虽说税收只是暂时在会馆，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会馆掌握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可用税金支付团练的训练费用，这样，政府可以避免直接向刁蛮的客民征税，由会馆代缴可以免去很多麻烦。在敖嘉熊的策划下，这种能够使嘉兴政府、客民和温、台、处会馆三方得益的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当然，这些工作都是手段，敖嘉熊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革命工作。他认为即使浙江能够成为革命的发源地，为了巩固根据地，必须攻取南京。他计划在嘉兴周边的三个地区建立温、台、处会馆分馆，第一是在上海西部的松江地区，把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的秘密会党组织在一起，动员他们加入分会馆；第二是在太湖南岸的湖州地区，采取同样的方法动员宁国、广德、严州、衢州等地的会党加入分会；第三是在杭州，动员昌化、新城、临安的秘密组织加入分会馆。同时，在南京周边建立秘密运输通道，把所有可以利用的人都动员起来，各个分会负责攻克南京的联络工作。
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魏兰等人都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工作，魏兰被推举担任会馆总理。敖嘉熊为了进一步团结民众，自称是新兴教派“祖宗教”的教主，甚至还制作了祈祷书和福音书。但是，这些张扬的举动自然引起官府的怀疑，敖嘉熊自身也因为成立会馆倾尽家产而濒临破产，没钱支付各项费用，甚至把妻子的头簪都用来抵债，会馆根本没办法维持下去。魏兰失望地去了夏威夷，陶成章去了绍兴，徐锡麟也转而去筹备大通学堂开学事宜了。
就这样，1906年温台处会馆工作归于失败，在这期间，秋瑾曾经来过嘉兴，会馆工作虽然失败，但敖嘉熊在当地革命会党和百姓中仍然享有很高声望。1907年7月6日发生的皖案（徐锡麟起义），和与此案相关联的7月13日发生的浙案（秋瑾等在大通学堂被逮捕），使官府更加疑窦丛生，紧张异常，视敖嘉熊为危险人物，终于在1908年3月决定秘密杀掉敖嘉熊。一天，敖嘉熊在深夜外出时失踪，一个星期后，在嘉兴府城北乌桥港的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享年34岁。敖嘉熊为人仗义，朋友和部下都非常信服他，发现尸体的那天，日常负责保护他的徐象黼看到他的尸体后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当场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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