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亦富含清新隽永、兴味浓郁的特色。《旧唐书·》里说“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他的奏本议章“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源”。白居易的散文，可以说是饱含着诗情的，只是由于他的诗名太高，他的散文便不像诗歌那样为人所盛道了。
中唐时期，文坛崛起了以韩愈为首的一派古文大家，他们总结了前人反对骈文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文体复古的理论，在“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愈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之下，形成了古文运动。但矫枉必然过正。韩愈的有些散文，已经是比较古奥、生涩了，到了樊宗师等人时，则弄到了怪诞奇特难以句读的地步，从而失去了读者。
和韩愈等人同时代、同作散文的白居易，他所写的散文，一般和他的诗歌语言一样，讲求口语化，通俗化。这时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市民的文学兴趣高涨，他们所欢迎的，当然是白居易作品的这种语言风格了。
白居易为了应付制科考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做了政论文，他把这75篇论文编成了一本书，这就是有名的《策林》，其文辞简洁明快，说理清楚透辟。后来写的山水游记、景物小记，状物写景，尤其富有情趣，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尽收眼底，又情致盎然，耐人玩味。如《草堂记》、《江州司马厅记》、《钱塘湖石记》、《冷泉亭记》、《三游洞记》、《荔枝图序》、《刘白唱和集解》等等。除了《策林》之外，其他一些奏疏、书简里的政论文，上可继承、媲美于贾谊、晁错的奏疏。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纲领，这是前无古人的，他不愧为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驱。
白居易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有的放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作品必须“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要达到“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他的创作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白居易既然讲求作品必须反映现实，也就是讲求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性，那么也就自然反对为写作而写作，反对形式主义和无病呻吟，反对一味阿谀颂扬、堆砌虚美愧词的文风。他早在《策林六十人；议文章》
中，就具体地指出当时这种文风的情况，说：“凡今秉笔之徒，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词者矣诬善恶而惑当代混真伪而疑将来?今褒贬之文无核实美刺之诗不稽政。”这样的文章，虽在形式上雕章镂句，对时政得失又有什么补益？在《采诗官》一诗里，白居易感情激愤地批判了当时诗歌作品全为奉承讨好皇帝而作，“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音。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音无一字”。这样的文风造成的不良后果是：
当朝的皇帝不理朝政，沉湎于一片歌颂声中，浑浑噩噩地过着腐朽生活，致使“贪官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多，又有什么作用呢？在白居易看来，真正的文章应该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这样对时势才有指导意义。
白居易十分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他的《读张籍古乐府》一诗，盛赞张籍乐府诗歌反映现实的意义：“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张籍不作没有思想性的空文，正契合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原则。表彰诗文诗歌的思想性，就是强调了自己的为时为事而作的文学为反映现实而存在的观点。《寄唐生》一文又一次表明自己对讽喻诗的写作，不专心于表达形式的讲究：“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只看重突出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容；只是衷心企望“君之一悟，俗之一致”。白居易也注意到了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他认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要求时代的盛衰与社会的治乱，要能从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
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他认为诗歌既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也可以“销忧懑”、“张直气”而“扶壮心”。文学作品是缘情而发的，“感人心者，莫行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是正确的，他对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认识也是很正确的。在他看来，文学的思想感情是根本的，语言和声韵就像草木的苗和花一样，为表达文章的思想感情而服务的。因此，处理好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可以发挥文章更大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白居易所阐述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现实主义范畴还有些区别，但他较好地解决了当时文学理论方面的几个主要问题，把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推到了时代的高峰，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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