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杭州的另一大乐趣是游山访寺。别看当时白居易已年过半百，鬓发已白，但“登山与临水，犹未要人扶”。招隐寺留下了他的足迹，恩德寺也有他的游踪，天竺、灵隐二寺则光顾最多。《留题天竺、灵隐二寺》诗中说：“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祖国的大好河山不仅给了诗人美的享受，也给了诗人创作的题材和灵感。
白居易喜欢音乐，喜欢看舞，杭州又是一个音乐歌舞之乡，所以诗人的业余生活，也有大半沉浸在这里了。“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白居易终究是一个封建官僚文人，当然也就免不了封建士大夫那种陶醉声色的生活情趣。这一时期白居易写了不少赠妓诗，也代妓女写了些赠客诗。不过白居易跟一般的封建士大夫毕竟有所不同，他在《代卖薪女赠诸妓》中写道：
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
一种钱塘江畔女，著红骑马是何人？
这里既有对卖薪女的同情，也有对妓女奢侈生活的不满。诗中的“著红骑马”是指当时妓女的打扮。六月，天气暴热，江南干旱，杭州也未能幸免。白居易到处祈雨，均未有结果。现实的生活使白居易认识到靠祈求神灵是不行的，只有靠人的力量，兴修水利，自己改变环境。于是白居易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展开了一场增修湖堤蓄水的活动。几个月以后，从钱塘门石函桥至余杭门之间，便筑起了一道大堤。大堤修好后，白居易亲自撰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让石工刻在碑上，立于堤头。碑文中详细地写了堤坝的用途，蓄水、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并订出章法：百姓请求放水，不必将公文由州到县，由县到乡层层批转，这样太耽误时间，只要经刺史批准后，便可“即日放水”。他除了蓄湖水灌千顷这一功绩外，还把从前李泌在杭州时淘过的六个大井，重新浚治，对于杭州的市民用水，有了很大的方便，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大难事。
白居易除了关心民事之外，为官也十分清廉。据《唐语林》记载，白居易三年官满时，“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
由此可见白居易在任上的清政廉洁，洁身自好。
白居易在杭州的三年，诗歌写作是比较勤奋的。
诚如他自己所说的：
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损心诗思里，伐性酒狂中。
如此苦吟的结果，在写诗的艺术技巧上有一定的可喜进步，但反映现实而具有强烈意义的诗作，却是很少的。大都是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思想；在写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过程中，又渗透着颓废、伤感、叹老的气氛，那种刚健、勇于表现现实的诗作，几乎是很难见到了。之所以这样，是和诗人的年龄过百很有关系。
他认为“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而且人的一生，“五十已后衰，二十已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于是滋长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他59岁以后的25年中，始终影响着他对某些事物的认识。
长庆四年五月，白居易在杭州三年任满，接到回京供职的诏命。六月下旬，白居易终于要告别他留恋万分的杭州了。启程那天，前来送行的市民很多，男女老少，相扶而夹道相送，洒泪而别。这动人的景象，使得诗人感到很惭愧。他即席写了一首《别州民》表示自己的惭愧之情：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白居易看来，租税繁重，加上连年干旱，致使人民多陷于饥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没做什么事，只是给人民留下了一湖清水，或许能帮助穷苦百姓延度灾荒年月吧。
白居易离开以后，杭州的百姓为了感激他，把他主持修筑的湖堤，称作“白公堤”。后来，索性连原有的白沙堤也称“白公堤”或简称“白堤”，以表示对白居易的怀念。
早在白居易于西子湖畔忙着筑堤时，长安宫廷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唐穆宗李恒因服用金石之药中毒而死，年仅39岁。皇太子李湛即位柩前，时年16，是为敬宗。这个敬宗，比唐穆宗更加昏庸，因年幼无知，再加上嬉戏无度，根本就不会处理政事，于是宰相李逢吉得以专权。
李逢吉字虚舟，陇西人，进士出身。此人生性奸诈，与宦官勾结，利用敬宗无知，做尽了坏事，而且势倾朝野。朝廷上下均敢怒而不敢言。白居易回到长安后，社任命为太子右庶子。太子右庶子是个闲职，可以说是“官寮幸无事”，白居易对它又不十分满意，遗憾的是“可惜不分司”。他把自己的想法委婉地表示给宰相牛僧孺。朝中有人好做官，牛僧孺是白居易的门生，诗人很快就被任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白居易便心满意足地住到洛阳履道里新居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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