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年末，进讨王庭凑的兵马，仍无什么进展。
白居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他主张魏博、泽路、易定、沧州四道兵马退守本界，然后抽拣劲卒交由李光颜统率，把指挥权交给李光颜，令其从东面进讨；令裴度临境招谕，以动摇其心，这样就可以收复弓高，进而解深州之围。白居易的《论行营状》是长庆二年正月初五递上去的，这期间正逢新年，但他却忙于写论战事的疏状，从这一点可看出白居易是相当关心国家大事的。然而这一番中肯的建议，又被唐穆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未过几天，魏博军溃，田布自杀，河北局势又陷入混乱。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做了宰相，他有意要解除裴度的兵权，便怂恿穆宗罢兵。穆宗听从了元稹的意见，诏除裴度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事。白居易对元稹的这种作法极为愤慨，于是上《论请不用奸臣表》，揭露元稹：“臣素与元稹至交，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白居易的这种不以私害公的精神，实在让人钦佩。
白居易回京时，本是怀着对国家效力、匡时济世的宏愿，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上能报君恩，下可酬夙志。可回长安的这两年，他却目睹了朋友们为了权利明争暗斗，不肯尽心为国家效力，就连他的好友元稹也变了节，和宦官魏弘简等勾结，与裴度失和。当年“有节秋竹竿”的伟丈夫、自己的知己、诗友，竟变成如此的庸碌势利小人，令他心情十分烦闷。加之穆宗在政治上荒怠，整日游猎，宴会，不听谏劝。当时的宰相王播、萧俯等龌龊卑污，没有远谋大计，一味盲目地主张销兵。对蕃镇处理失当，结果使河北局面大乱，成德节度使田弘正，为部将所杀害，田布被迫自杀，河北又成为了安史以来的半独立状态。白居易事前有《论行营状》详陈对策，主张委李光颜从东边讨逐，委裴度四面临境招谕，就军事形势指出平定战乱的策略。无奈三上奏疏，均遭冷遇。他深知政局颓势已成，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偶圣惜年迈，报恩愁力小。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自己既无回天之力，留在京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容易罹祸。于是便力求跳出这恶浊的政治旋涡，申请出京去做地方官。
同年七月，唐穆宗准奏，任命他为杭州刺史。
白居易接到诏命，非常感慨。他在《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次蓝溪作》一诗中写道：
太原一男子，自顾庸生鄙；
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
既居可言地，愿祝朝廷理；
代阁三上章，戆愚不称旨。
圣人存大体，优贷客不死。
风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
离京外任，虽是白居易自己的请求，但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内心的隐痛。
杭州本是白居易少年时代为避战乱漂泊过的地方。
那时的杭州刺史是房孺复，“其风流韵雅多播于吴中”。
白居易当时曾认为“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
现在诗人居然去杭州做刺史，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
因此，除授杭州刺史的诏书一下来，白居易匆匆整理了行装，马上就上路了。
白居易离开长安后不久，李逢吉利用元稹与裴度的矛盾，构陷了一个于方案件，说元稹要谋杀裴度，天子震怒。这样元稹被挤下相位，贬为同州刺史。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后，寄诗给白居易解释说：“唯应鲍叔犹邻我，自保曾参不杀人。”
元稹想用自己的不用，争取白居易的同情，同时取得他的原谅，所以又说：
“羸骨欲错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
白居易最终原谅了元稹，二人又和好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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