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就是在事物、问题萌发、产生亦即被发现之前，对其进行细致观察研究所作的一种推测、估计。从哲学角度讲，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科学预见是根据长期的实践所掌握的诸种因果联系，对事物发展的趋势和结局所做的正确断定。以战争而言，军事科学预见必须站在战略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原理，分析战争的现状，着眼于战争的未来。从某种角度上说，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同时也应该是出色的战略家和卓越的指挥家，朱德就是这样一个兼而有之的大军事家。朱德在战争年代的军事科学预见当然很多，限于篇幅，不可一一提及，本文只撷取其中的几则予以论述。
1、在南昌起义前后，预见到今后革命之路是曲折漫长的，并会出现一个“1917年”。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同年6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欢送共先生出境”的口号下，也把中国共产党党员驱逐出江西，并宣布停止江西全省的工农运动。下旬，朱德被“礼送出境”，回到党中央所在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又公开叛变革命，在这革命形势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当时有人问朱德怎么办？他不加思索地回答：“上山打游击去！”有了这样一种思想准备，朱德在大革命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才会从容不迫。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朱德为保存有生力量，率领几百人队伍离开了饶平，开始了艰难困苦的千里转战。1927年10月下旬，部队在信丰城西约20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他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朱德这种从时空上以铁的事实进行对比的精辟分析，使部队很快振作起来，从而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宝贵火种。这次动员令，不仅仅是对几百官兵的思想启迪，它更是朱德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洞悉，对革命之路所作的科学预见。朱德这些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语，精要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折服，感人至深。对此，陈毅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的那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做些发挥工作。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证明了朱德的预见是极其科学的。1927年10月底，蒋桂混战爆发了，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果然顾不上迫击我军，我军得到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壮大与发展都与朱德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朱德的卓越才能和军事科学预见，就难以保留南昌起义的火种，而没有南昌起义火种的保留，就不可能有湘南易动，就没有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的进程则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2、在红军时期，预见到游击战争及其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创造铁的红军的必要性。朱德对游击战争不仅熟悉，而且精通。早在1913年至1915年间，朱德率滇军驻守云南蒙自、个旧一带平息匪患时发现并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1926年在莫斯科学习研究，军事教官测验他问他回到中国后如何打仗，他回答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
游击战争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与游击战争的创立者--朱德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不无关系。在天心圩对部队进行整顿时，朱德就明确地指出：过去的那种搞法不行，我们从现在起要“伸伸展展”来搞一下。朱德这里所阐述的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打游击战而不打正规战（条件成熟时才能打）。随着朱毛红军和中央发命叹据地的扩大，红军二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朱德在战争实践中，除了积累“撒开两手，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击”的战争经验，除了总结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外，还对红军应该建成什么样的队伍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即是科学预见）。1931年7月，朱德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上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石》，文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所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创造铁的红军。他认为铁的红军的创造必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即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此文总结了1929年古田会议以来建军的新经验，在强调红军政治建设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把军事技术的提高作为建军的基本条件之一，丰富发展了古田会议精神。我党正是依据这六个条件来加强军队建设的，我军正是按照这六个条件建设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并在人民革命战争中一往无前、无坚不摧，赢得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的衷心爱戴。朱德的设想对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壮大有着重大的作用。
3、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加上1936年双十二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进入到联蒋抗日的新的历史阶段，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1937年4月12日，在延安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朱德发表讲话：抗日战争必将是长期的，战线必将是很宽的。并希望全国青年紧密地团结起来，勇敢地奔赴抗日战场。同年7月26日，朱德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上发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文章分析了日本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弱点，指出日本并不可怕，恐日病是严重的错误，让步、妥协与退让是亡国灭种的自杀政策，只能在抗战中找出路，求生存。在这篇文章中，朱德又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就需要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全力以赴，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8月4日，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一起飞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和主持的国防会议，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并强调抗战开始以后，应当根绝各种和平妥协言行，坚持持久抗战。会前，还同周恩来等致电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指出红军要独立自主地担负一方面的作战任务，以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迅速占领东北热河等地引起国人展惊之时，朱德系统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反映了我党高级领导人对抗日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朱德同志的观卢，为我党一代政治家、军事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进一步对这场战争的多层面认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毛泽东个人独创性发展的成果。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与毛泽东一样，对抗日战争性质的认识、对抗日战争的指挥，表现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4、预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1945年8月23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说：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
1945年8月27日，即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杨家岭向中央机关干部作报告。次日，毛泽东等离开延安飞赴重庆，朱德在送走他们的当天下午，又向干部作形势报告：这次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朱德认为，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我军取得了东北，就可以使东北、华北联为一片，避免受到蒋介石的夹击。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即使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为开展东北的工作，我们要派5万军队、万把干部去，将来还要派更多的人去。到东北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去争取3千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很大的希望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朱德不仅对干部包括即将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做报告时分析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全面阐述东北的重要性，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辽宁省沈阳市卫戍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东北的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10万部队转而挺进东北。朱德在会上发言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组织40万至60万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对抗。9月17日，他又同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河、察哈尔。除派部队去东北外，必须立即调集10万到15万部队到冀东、热河一带。江南新四军主力须转移到江北，调到冀东或到山东，由山东调出部队去冀东、热河。后在9月19日和9月26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强调争取东北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战略家，朱德是非常有远见的，他是最早提出进兵东北及其具体措施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他与刘少奇一样，对我党进兵东北的战略部署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的发展和东北根据地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完全证明了朱德的预见是十分科学的。
5、预见战略决战的时机、地点及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问题已经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作为党中央书记、军委副主席和全军总司令的朱德，更是在考虑战略大决战诸种问题。
1948年的东北战场上，关于如何解决长春曾经是中央军委慎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6月3日，在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长春攻坚战尚无把握的关节上，朱德致电中央军委，条分缕析地指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多，提出了9条具体建议。打长春一种办法是强攻，一种办法是长围，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根据我军的实力而定。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后经反复磋商，至7月22日，始决定围困长春，以主力南下。朱德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提出的关于长春攻坚战的方案，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长春的最后解决、辽沈战役的胜利证明了朱德的科学预见。
在是否渡江南下、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大军进行战略决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朱德能洞悉战局的瞬息万变，高瞻远瞩，早已胸有成竹。1947年11月13日，在听取华东军区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的汇报时说：”我们迟早要过长江，过江是战略性行动。局势是定了的，这一个多月来更明朗了。”那时他的胸中就酝酿着人民解放军过江的部署问题。同时考虑着战略反攻问题。他认为，山东虽然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亦即决战须在1948年8月以后进行。这个预言式的科学结论完全符合实际。他还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在中原同敌人进行决战应把握时机，不宜过早。而在中原地区决战取胜后，则可以使北平、天津孤立，南京、上海、武汉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今后10个月，我们有希望解决傅作义部。拔掉济南、太原诸点，集中兵力向蒋管区挺进。1948年9月13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预言：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1948年8月8日至11月26日，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局势，对于我军大规模的战略行动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年12月的全军后勤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年之内就会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美国不会出兵也不敢出兵，并预见1949年春天我军休整一下即横渡长江，1948年8月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争进程和各个重大战役的具体进展，充分印证了朱德的预言是科学的。
朱德从投身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积累了40余年的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从与周恩来、贺龙领导南昌起义、与陈毅领导湘南暴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敌人的“会剿”和“围剿”，与刘伯承一起同张国煮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与彭德怀率领游击健儿英勇抗击日伪，到同毛泽东联袂指挥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战役，为我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说，我军的创建、历次重大战略行动、政策的制定和军事的筹划几乎全有他的参与、组织和领导。他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最大的优点也是最突出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唯上唯书、富有创新精神。他之所以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关头对军事问题作出合乎实际的科学预见，是因为他有了在德国和苏联留学学习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军事学的掌握，是因为他有了对古代战争经验和外国战争精华的继承吸收；同时，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军队的领导人，也是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战争状况的透辟了解使然。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师范专科学校）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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