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县等地南下，于10月5日在松岗卓木哪（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另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公共分裂党和红军。随左路军进行长征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等，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当时，在10月5日的分裂会上，张国焘强逼朱德、刘伯承站出来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转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9页）刘伯承则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击敌人。对此；张国焘耿耿于怀，不久，就免去了刘伯承参谋长的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正好迎面相撞。蒋介石令川军集中力量对付红军……红四方面军的战局没有打开，敌军又从南面压过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红四方面军只得放弃原定计划，由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部队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王家口、莲花山一带。红四方面军遭到敌军方面的重兵压迫、保垒封锁。这时，南下或者东出都已经没有可能了。党中央早就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预料，不幸变成了事实。
正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处境困难的时候，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张浩（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回到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党中央决定以他有利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又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党中央便先后将张浩回国的消息和直罗镇战役胜利与瓦窑堡决议内容向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与张国焘坚持要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私下纷纷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故此，部队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是人所共知的。朱德等同志坚决反对伪中央的态度，对张国焘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使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方式方法，总是以理服人，一方面讲斗争，一方面讲团结，耐心地规劝张国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说“你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张国焘也十分清楚，不管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没有朱德的支持是成不了气候的。也正是由于朱德看透了张国焘作贼心虚的心理，所以自始至终都在想办法开导他，制约他，警告他。这样，张国焘因此也不得不有所顾虑，特别是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并高度评价了红一方面军的英勇善战，无疑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此，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其他同志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先取消他那个所谓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再慢慢解决。于是，有同志建议“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隶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意见，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以为比较可行，估计张国焘也能够接受。经与党中央协商，意见达成一致。
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1936年2月，敌军大举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四方面军粮弹缺乏。虽经一星期激战，最终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 这时，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第一北上陕甘；第二就地发展；第三南下转战。朱、刘、徐等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南下失败。又听中央传达斯大林同意红军主力靠近苏联，以联合抗日的计划，便顺水推舟，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至此，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失败。
关于“临时中央”问题，经张国熹与党中央磋商，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他的伪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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