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第二个“九一八”[1]的号炮又响了
七月七号在卢沟桥[2]又燃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是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
日本强盗这次对于卢沟桥的进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它企图着以这次的战争火把烧遍整个的华北，把华北变成满洲[3]第二，至少变成冀东[4]第二。卢沟桥的炮声在惊天震地的响着，日寇的炮火亦密集地向南苑射击着，平津路上已发生了激烈的对战，北平的周围被日本的强盗军包围着，北宁路[5]上一列车一列车的日兵向着平津开来，至少已有五六万之多。日寇声言动员四十万大军到华北来，一切近代的武器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等都被输送到平津来。厦门、汕头等处已驶来了日本军舰。日寇的飞机在华北各处横行无忌地飞行着。这是说，日本法西斯蒂军阀
的铁蹄又在驰骋于我们大好的华北土地之上了，又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国土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近卫[6]上台以后，日本内阁与法西斯蒂军阀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完全执行着陆军省[7]的蛮横意志，企图实现吞灭中国，企图以侵略中国来挽救日本国内又在酝酿着的经济危机，来转移日本人民对于社会不安的视线。它乘着英国被缠绕在德、意进攻西班牙的战争[8]中无暇兼顾其他方面时，乘着美国暂时还无充分力量问津远东问题时，乘着中国虽告统一但国共合作还未完全进至具体状况的时候，首先在堪察资及柴那摩哈两岛附近轰击苏联舰队[9]，企图以声东击西进攻苏联的空气来买得各帝国主义对日的好感，作为它对于华北的新进攻的烟幕弹。果然，日帝国主义者在这个烟幕下，在卢沟桥放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以一切近代所具有的武器，向我们的中华儿女大肆屠杀了。
现在的中国已不像从前了，它已有了和平统一一致抗战的决心。它知道，血的侵略只有以血的还击来回答！因此，卢沟桥的挑衅遭遇到英勇的二十九军的迎头痛击！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在这个战斗里表现了他们的无可比拟的勇敢精神，执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天职！
二、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被恐日病苦恼着，恫吓着。在全国人民大众群起奔向抗日巨流的时候，这些人还是匍匐于恐日病的恫吓下战栗着，坚持着中国不能与日寇抗战，因而还应继续妥协、退让下去的谬见。无疑地这一条反动的坝堤，阻挡了抗日巨涛的奔流，客观上尽了日本内奸的作用。我们要告诉这些人，日本并不是那样可怕的。我们且把日本国内的情形观察一下。日本虽然也挤上了帝国主义的地位，而且又加上法西斯蒂的头衔，但它的经济基础却是那么脆弱，除意大利外，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拟。日本的国外贸易——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从一九二九年起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无一年不是入超，它近年来廉价商品的倾销，除了扰乱世界市场与增加对日本劳动者的剥削以外，对于它的收入并没有多少的增加，因为它的这种倾销政策是以几乎低于成本的价格实行的。它的天然资源的贫乏真是惊人，煤、铁、石油、棉花等等的生产量，在平时已经不足用，在大量消费的战争时期，当然更是供不应求。这些对于军事非常重要的原料的缺乏，无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致命伤。
日本的农业经济更是日本整个经济生活中最弱的一环。农业技术的落后，封建剥削的残酷，地租及赋税的繁重以及农民的极端贫困化，一切这些都形成了日本农业经济的特征，阻碍了日本工业的发展，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永远使农民大众陷落在重债、贫困、饥饿与死亡的圈子里。直到现在，日本人民的食粮一部分还是依靠着国外的输入，以这样脆弱的农业来维持长久的战争，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
日本近些年来比较发展的只有军事工业。这种发展虽然给日本经济生活打了一针吗啡针，但它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这种大量消耗而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军事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要支持军事工业的发展，须有大量的闲余资本及军事工业所必需的丰富原料。但是，这二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煤、铁、铜、石油以及棉花等等的产量已不足以供给军事工业之用，财政的支持亦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日本政府这些年来因为支持庞大的海、陆军军费与军事工业的关系，几乎靠着发行公债来度日。一九三一年后日本政府每年都有很大的亏空，国债是急剧地增加着。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财政年度中它的国债总额已达到一百一十三亿日元的惊人数字，而且还有继续增加之势！公债的发行只能在人民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如果超过这个饱和点，将会引起财政恐慌的危险，但是，日本的公债额早已超过人民能够负担的饱和点了。
日本一旦挑起了大规模的战争，那末，为了支持这个战争，据日本军事家横山的估计，一年需要发行一百亿日元的公债，他同时承认发行这样极大数量的公债是极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既要冒险地进行战争，每年非需要这么多金钱不可。国内既不能负担这么多的公债，国外借款亦是茫茫无着，以这种财政状况来进行战争，究能支持多久，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呵！
再看日本的军事状况。日本军阀对于他们的军队，时时引以自豪。我们也承认它在组织上、武器上都是有着相当的强点。但是，根据一家德国报纸的估计，日本现役的军队，连满洲的与驻在中国边界的共有一百二十万的数目。也许这个数目是夸大了一些。即使这个数目是准确的，拿这些军队一方面对付苏联，一方面又在漫长的战线上进攻中国，这显然是不够的。根据另一德国军事家的估计，日本能够动员的军队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这要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率——无疑地今后战争的死亡率将要大多少倍——来比较，这点军队不能够支持怎样长久，亦不能布置在广大地区上的。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也还有问题。日本近三十年来没经过什么战争，中日战争[10]与日俄战争[11]早已是历史上的陈迹。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多是些纸上谈兵的“英雄们”，运用到实际的战争里不免便有些问题。淤沪“一二八”的战争[12]以及日军在东三省“剿击”义勇军[13]常常败北的事实，便是活的例子，不要再狂妄吧！现在的中国兵已不是中日之战的那时候了。有人说，日本的兵士有很大的耐苦的作战能力。这且让日本军阀来自供。前陆相寺内[14]说：
“一九三五年每一千人中有四百个人因为体质不佳的原故而被免除兵役。”积极提倡军事训练与体育的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大数目的体质不佳的国民？一言以蔽之，尽管日本财阀及军阀等等少数人吃得怎样脑满肠肥，但是，占着全国人民最大多数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大众，是吃不饱饭的！驱使这些饥饿的、体质不佳的兵士作战，只有狂妄的日本军阀会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战斗力吧。不只此也，日本兵士多是出身自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他们虽然一时期受了军阀的欺骗宣传，曾在满洲替天皇——日本财阀。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头子——出了一些力，但他们所获得的依然是悲惨的失业，苦痛的饥饿与死亡。当日本的大财阀们从满洲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时，日本工农大众的贫困丝毫未得到解决。这刺激着他们深思到战争的利益只是属于财阀、军阀及地主、贵族的，人民除了承受重大的战费负担与充当炮灰的作用之外，一无所得。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将更会动摇日本军队的军心，他们终会从“忠于天皇”的泥坑中自拔出来，倒转枪头向着他们的天皇、财阀、军阀以及一切好战的反动势力开火！泄泸战争中一部分日军的兵变可为明证。
上述的这些情形已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度不安。社会大众党[15]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便是表现着人民厌弃战争，企图以另一方法找求出路。人民阵线[16]在日本的抬头，亦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只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也加入了这个人民阵线。不错，近卫内阁的上台更与日本军阀接近，更增加了法西斯蒂的势力；但是，法西斯蒂势力的增强，实际上亦是表现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削弱而采取对内的恐怖政策与对外的战争政策这种自杀的末路呵！我们自然不应忽视日本强盗的强大的侵略力量，否则，将会犯轻视敌人的严重错误；但是，如果过分估计日本强盗的力量，加重了所谓恐日病，对于日本侵略不敢作半点抵抗之想，妥协。退让，我们将会犯更严重的错误，结果是束手待毙！
所谓的恐日病，只是自己脑子里的魔鬼造出来的，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怪物，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牢地记着！
三、抗战是唯一的出路
过去的错误政策我们不必再批评，而且单是批评过去的错误也是不中用的。现在怎样来抗战是我们全国同胞唯一的急务！东三省已失掉了，热河[17]也不为我们所有了，冀东的汉奸政权形成了，华北亦弄至岌岌发可危的形势。一误岂可再误？过去的这种无可比拟的损失终于惊醒了我国同胞，认清让步、妥协与退却只是死路一条，只是亡国灭种的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抗战，只有在抗战中找出路，求生存，不能踌躇，也不容徘徊，这是每个中国同胞应有的决心！
现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都是有利于对日抗战的。国际舆论一致地责斥日本的强盗行径。国内自从西安事变[18]后，与中华民国有着同样长久生命的内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被结束了，国内和平实现了，国共合作的谈判亦有了初步的成功，南京政府的政治路线亦开始了新的转向——这一切，都是在向着我们团结御侮对日抗战的总目标迈进，都是在抗日阵线中的初步成绩。只要这样地继续下去，勇敢地大踏步地继续下去，终会给与中华民族以新的激动力来实现它的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的！
但是，这些新的转变还只是开始，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还是非常的不够，向民主方面的迈进还是非常的迟缓曲折。我们的敌人正是看清了中国的统一战线的迅速成功对它的灭亡中国是绝大不利的。因此，它就在卢沟桥放了先发制人的侵略华北的号炮。这个号炮便是对我们的警钟。时间再不等待我们了，中央政府与我们全国同胞应该在这短促而紧张的时间里，勇敢而更勇敢地执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政府领导着在全国范围内发扬民主的精神，给民众以充分救国的自由，实现更广泛更坚强的上下一致的团结，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扩大人民对日抗战的力量！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侵略以重大的回击，才能挽救华北的垂危的命运，才能进一步地收复一切失地，实现真正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
自从“九一八”以来，红军便坚持着和平团结共御外侮的方针，从它在中央苏区[19]提出的三个停战条件[20]起，经过西安事变的勇敢的解决直到现在为止，红军一贯地坚持着这个抗日方针。现在，红军的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终于获得全国各界的谅解与拥护了。红军终于被认为是保卫中国与实行彻底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了，红军与各抗日友军的亲密合作与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再也不会被日本强盗的挑拨离间与种种恫吓所破坏了。相反地，在它愈逼愈紧的形势下，我们亦应团结得愈紧。红军在这十年的斗争里，锻炼了成千成万不畏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它的政治认识与政治信仰，红军中的每个战斗员以及饲养员，炊事员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认识，知道怎样执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务；创立了灵活的、巧妙的、任何强敌都为之战栗的游击战术；建立了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播下了新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种子。我们不是在自傲，而且亦不应该自傲，我们只是把这些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说明出来，热诚地贡献给一切抗日的友军与全国的同胞。这些宝贵经验对今后的抗日战争将会有极重要的作用，将会收结更多的革命的果实。不但每个红军战斗员应该继续学习，作更广深的运动，全国每个抗日的民众与抗日的士兵，亦值得采纳与运用的。
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是彻底地为民族解放，是实现真正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为了这个神圣任务的实现，他愿意放弃十年来有着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作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我们愿意开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愿意担负任何艰难、任何危险的战线与日贼周旋，愿意与宋哲元、冯治安[21]将军领导下的英勇搏战的二十九军赤诚合作，把日贼驱逐出去，保卫我中华民国的华北！我们不但对于宋哲元、冯治安诸将军与二十九军的将士表示最热烈、最诚恳的敬意，并且忠诚地愿意以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援助为国为民而抗战的二十九军，来与一切抗日的友军携手！向着我们的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冲去！
四、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
日本帝国主义绝不是甚么可怕的恶魔，只要我们全国民众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向着它抵抗，搏战！除了抵抗与搏战之外，我们再无有其他的出路。因此，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奔向这唯一的生路！
但是，当前线的士兵正在以生命与头颅来与日寇搏战的时候，日寇正在源源不绝向平津等处输运大军的时候，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奔向抗战的时候，从平津透露出来与日寇交涉“和平解决”[22]的恶耗。我们希望宋哲元将军认清现在的趋势不再上日寇的恶当。这种和平解决能给我们什么呢？卢沟桥附近以及平津道上被日寇蹂躏殆尽了，该地成千成万的同胞被迫走到逃亡与饥馑的路上去了，日本开来了多少万大军盘踞在平津各地，作随时攫取华北为己有的准备，平津陷在日军的包围下，二十九军的后路亦被截断了。这样的和平解决是与虎谋皮，是自取灭亡，贤明的平津当局当不至出此吧！现在全中国已踏上了一个新的抗日阶段，再不允许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23]或何梅协定[24]出现于中华人民的眼前！华北人民与二十九军的英勇将士再不会容忍一个这样的条约！
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我们应该把握住抗战的胜利条件。
现在南京政府为了应付紧急的国难，已由庐山搬回南京办公。蒋介石先生亦飞返南京。蒋先生并于十七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谈话[25]，我们极端同意蒋先生的卢沟桥事件系最后关头，倘若北平成为沈阳第二，那么南京亦可成为北平第二的意见。南京政府对于应战亦已有所表示。但是，我们认为，要胜利地抗战，便应该坚决厉行集中一切抗日力量的准备，吸纳一切抗日的优秀人才到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中，排除一切妨碍抗战或破坏抗战的分于，以民主方式广泛地动员全国民众，同时，以全力应付这一战争，迅速派遣大军到华北来。
我们不必讳言，华北各省的军队还是操在一些个人的手中，指挥上是不统一的，行动上亦不甚一致。这大大地妨碍了对日的作战，且有被日寇挑拨离问以及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中央政府应立即组织华北抗日军队的总指挥部，或由蒋先生亲自北来指挥，或委派华北的重要将领指挥。一切在华北抗战的军队，统由这个总指挥部指挥调遣。红军如被调到前线上去——这是我们所切盼的——当然亦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一切抗战的军队，免去一切隔阂（如果有的话），扫除一切门户之见，不分畛域，不分派别，齐心协力，整齐着步伐，实现一致的对日抗战！
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民为邦本，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与民众更密切地联合起来。西班牙政府与叛军及德、意法西斯蒂奋斗了一年之久，虽有德、意军队的强大武力直接参加进攻，但仍胜利地保卫了马德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赖民众，动员民众与武装民众的原故。这一宝贵的经验现在应该充分地运用到中国来。但是，我国民众的救国力量在过去是被钳制、被压迫了，即在今天亦还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这无疑义地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为了使抗战能够有把握，应刻不容缓地废除对于人民的束缚，予以广泛的民主自由，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到前线上去，领导着民众在前线上以及在日军已占据的区域中组织大众的游击队，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
华北民众，特别是平、津、保一带的民众，在这次抗战中有着最重要的作用。应该动员他们到前线去与二十九军一同生活，一同作战，予二十九军一切必要的援助，实现真正的军民合作。应该组织成各种游击队，在日军出没的地方找寻它的弱点向之袭击，破坏敌人后方北宁路的交通，使日本人不能够再利用这条铁路运送军队。同时，在平津的民众应该组织起来，协助当地政府维持秩序，进行巩固后方的一切工作，缉捕汉好，创立各种宣传队、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等等，随时准备着在前线与后方服务，以履行人民应尽的职责。
最后，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已在英勇地抗战了。这个战争不是某军某地方的抗战，而是全国一致抗战的开始。我们不能让这英勇抗战的军队孤军独斗，应该在实力上、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以充分的援助。因此，中央政府方面应立即调遣飞机、重炮及大军速赴前线应援，接济抗战军队以一切必要的武器、子弹与军需，这是极端迫切与需要的，愿立即实现。至于全国民众方面更应大规模地进行募捐运动，广泛宣传与组织各地民众到抗日的阵线来。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看护队、前线服务队、歌咏队、戏剧队、输送队以及义勇队，予以心要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服务！总之，以一切的力量与一切的方式来增强与扩大这一英勇的抗战！
当然，应作的工作还很多，工作的方式也还很多，我们这儿只提出一些例子，不能一一尽举。只要认清了这个抗战的严肃
性，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形，采用一切可能的工作方式与活动，予这个抗战以种种有效的援助，才能真正地实现救国的天职。战争是这样的迫急，时间是这样的紧促，联合备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的口号应立即变为实际行动！团结一切力量，动员一切力量，武装一切力量，奔向全国一致对日抗战的总目标！
不管敌人怎样残暴，怎样强悍，在抗战到底的进程里，最后
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我们不但有着这样坚决的信念，民族解放的灯塔亦在这样照耀着我们走向最后的胜利！
注 释
[1]“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年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 （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2]卢沟桥距北平 （今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进攻。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部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3]满洲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旧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傅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4]冀东指河北省东部地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嗾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当时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5]北宁路指北平 （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6]近卫指近卫文麿，一九三七年六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7]陆军省是日本陆军的军政首脑机关。一九三六年后，日本恢复实行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日本陆、海军可以通过推荐或撤回陆、海军大臣的方式决定内阁的存废。从此，以日本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法西斯势力完全控制了日本政府，日本的法西斯体制由此确立。
[8]德、意进攻西班牙的战争指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对西班牙内战的武装干涉。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共和国国会选举中获胜，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同年七月，西班牙原陆军参谋长佛朗哥在德、意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叛乱。西班牙人民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下同叛军和德、意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英、法政府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并在“不干涉”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共和政府最后失败。
[9]这一事件，指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日军和伪满军队在黑龙江上的于岔子岛（即堪察资岛，位于黑龙江省逊克县境内）和王阿木河岛（即柴那穆河岛，位于黑龙江省孙吴县境内）附近同苏联军队发生的武装冲突。
[10]这里所说的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 （甲千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桃起的。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11]日俄战争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皇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皇俄国的承认。
[12]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遭到驻守上海的中国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的抵抗，淞沪抗战爆发。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数次增乓上海仍未能取胜。三月三日，十九路军等部因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有力支援而被迫后撤。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妥协投降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周围地区。
[13]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其中一部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4]寺内指寺内寿一，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任日本陆军大臣。一九三七年八月来华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15]日本社会大众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是由原全国劳农大众党与社会民众党合并组成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该党宣传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所谓“三反主义”，曾有过反对侵华战争的表示，一九四○年宣布解散。
[16]人民阵线即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出：在法西斯势力的进攻面前，世界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应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建立包括全体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在内的反法西斯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保卫民主自由，保卫劳动者已经取得的一切权利。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提出之后，各国共产党纷纷开始了建立人民阵线的工作。
[17]热河指当时的热河省，一九三三年被日军占领。其辖区在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18]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此即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张、杨一道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中央苏区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机关等先后设立或移驻于此。
[20]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主要内容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21]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22]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以进行“现地交涉”为借口，撇开中国中央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妄图胁迫华北当局单独对日妥协投降；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华北地方当局也一度幻想以有限度的妥协让步来换取事件的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华北当局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与日方达成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现地协定”，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对日道歉。后撤军队和取缔抗日团体等三项条件。由于日方仍不满足华北当局的这一让步，不断提出新的苛刻条件，并不断增兵华北进行武装挑衅，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幻想准备应战。七月二十七日，日军向平津大举进攻，华北抗战全面爆发。
[23]塘沽协定，指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关东军代表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天津塘沽签订的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该线以北、以东至长城以南地区由警察维持治安，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日军则可“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视察”。这个协定使冀东变成了实际由日军控制的“非武装地区”。
[24]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抗日活动，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撤走驻平津、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军政官员，禁止抗日活动等，并以武力相要挟。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书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催促履行日方要求，并于十一日单方面拟定备忘录，交于何应钦签章。双方经秘密会商后，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复函，史称何梅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政府在河北的主权大部丧失。
[25]这里指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他在谈话中宣布了国民党准备抗战的方针，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