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
听了洛甫[1]、泽东同志的报告，很同意。我现在讲讲红军新阶段的任务问题。新的阶段是从旧的阶段来的。红军过去的英勇斗争是影响很大的。从前中国革命没有很好的革命军队，使革命经常流产。大革命时，中国革命党有了一种觉悟：没有革命的军队，便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那时候，国民党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开办黄埔军校[2]，改造了军队。我们共产党人也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团[3]，创造了革命的光荣历史。但不久，因为资产阶级叛变，我们没有克服它，革命军终于没有造成。我们党后来领导了南昌暴动[4]、秋收暴动[5]、广州暴动[6]，红军便光荣地产生了。还逐渐成立了游击队，与红军相配合，我们从敌人手中夺来武器，击溃了敌人。那是我们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最有成绩的时期。在军阀混战环境中，我们由各游击队汇合，组成了我们主要的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共产党是红军的创造者、组织者、领导者。因此，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进步很大。这个时期，我们的给养补充靠打敌人。很多同志都高兴打敌人。在这时，曾执行了立三路线[7]，红军是受了些损失，但力量是集中了。在红军中很快克服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以后又经历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8]，我们从斗争中得到伟大胜利并锻炼了自己，力量增强了，建立了正规的红军，统一指挥，集中一致，是很有纪律的。这个时期，是我们胜利的时期，胜利的原因是红军英勇，领导方面正确。讲究战略与战术，打了很多胜仗。我们在全苏大会[9]时，已缴获敌人枪支十八万支。到五次反“围剿”，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打消耗战是不对的，但敌人被消灭的还是不少，群众对我们很拥护。红军在苏区成了模范。苏区现在虽已变成了游击区，但红军在群众中还是榜样。
在这期间，抗日运动有了发展。五次反“围剿”[10]以后，我们退出了中央苏区[11]，经过长征的战斗，到了这抗日前线区域。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12]。我们党是有基础的，红军的精神是从古至今都没有的，它能战胜敌军大部队追击，各省军队的堵截，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各种天险，能克服一切。我们虽有掉队落伍的，但他们还在各地组织支部。在这中间，假设同四方面军会合后，能顺利地北上，那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是红军新阶段。有些人以为我们是被打得投降了，这是不懂事的人。我们红军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对历史上的成绩，应有足够的估计。新阶段的到来，就是由十年的艰苦奋斗得来的。
自“九一八”事变[13]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统一战线的建立，经过了很久的工作，起先还是一边打一边讲，最后经过了山城堡的战斗[14]，我们只用了十三个连打坍了敌人的一个师。于是，它才知道红军的力量是很大的，才结束了十年来的内战，经过西安事变[15]和平解决，才达到新的阶段。
新阶段问题。
第一，在新阶段，敌人是日本侵略军，以前的反对者变成了抗日友军。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红军要发展，还要得到白区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应注意到这一成分问题。
第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党中央要领导全国革命，因此，特别加重了红军中共产党员的责任。在组织上，会有些变动，但党的领导更重要了，因此，更要加强党的领导工作。
第三，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事教育。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
第四，政治教育，要把打土豪问题转移到打日本侵略军上来。红军应成为工农的学校，以后扩大百个师，抗日军及游击队都需要有成千成万的干部，白区要多派人来。
第五，反对不良倾向。反对国焘路线[16]首先要反对军阀主义，不能以军治党。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去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使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另外，要反对右倾，只讲漂亮话、太平观念、谈恋爱等都应反对。
第六，红军要做抗日军的模范。在一切工作中做模范，发挥抗日先锋的作用，影响全国军队都上抗日前线。另外，对于红军死难烈士家属、伤病员，要慰劳他们、救济他们、表扬他们；对残废的与有功的要奖励他们。这是我的建议。
注 释
[1]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2]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3]独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该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
[4]南昌暴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共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等地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5]这里所说的秋收暴动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6]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7]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过高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8]这里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间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的斗争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斗争。
[9]这里所说的全苏大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0]五次反“围剿”指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军队，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11]中央苏区即赣南闽西地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等机构曾先后设立或移驻于此。
[12]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强令红军总部和红军第四方面军等部南下。朱德为继续争取该部红军北上，随军南下转战于川、康地区，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与中共中央会合，历时一年多，行程约万里。
[1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这一事件史称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14]山城堡之役指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及第四方面军之一部，在第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一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15]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此即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张、杨一道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6]国焘路线指张国素的右倾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错误。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张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对红军北上抗日、创建新根据地丧失信心，自待所掌握的兵力多于中央红军，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等部于九月南下川、康边区，并于同年十月另立中央，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党中央和红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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