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
自前年八月以来，中国抗日红军，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之下，无数次向南京政府及中国军队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且曾向进攻苏区一切之国民党军队，屡次作如是建议。
去年九月，胡、关、毛、曾[1]各军及其他广大国民党军队向陕甘边区进攻红军之际，吾人以民族国家为重，遵照红军军事委员会[2]之决定，曾向全体红军部队下达如下之命令：
（一）停止向国民革命军之进攻行为；
（二）只在被攻击场合，允许采取防卫手段；
（三）当红军被迫自卫而缴获国民革命军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
（四）国民革命军转向抗日阵地前进时，红军不加任何扰害，并予实力援助。
红军为执行上述命令，曾逐渐撤退，避免作战。直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方在自卫原则下，有山城堡之役[3]，诚属不得已之举。战后立即发表宣言，请求各军停战议和，并愿在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共同抗日。
西安事件[4]发生，吾人竭力呼吁停止内战，主张事变之和 平解决，故有十二月十五日及十九日两次之通电[5]，早为国人所共鉴。盖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吾人之停止内战主张，全以大局为重，绝无任何乘机争取地盘之野心，此一贯之主张，已得全国人士所同情，亦为事实所证实。
西安事变既告和平解决，蒋介石氏回返南京，当即下令撤兵，取消讨逆军总司令部与东、西两路集团军之组织，似有实现联合抗战之趋势，诚属时机之大转变，吾人与全国人民实同声庆贺。假如蒋氏能团结其部队，不为日本及亲日汉奸所威迫离间，动摇其在西安之诺言，使日本帝国主义挑拨内战之阴谋无由实现，则吾人坚决赞助蒋氏及其全部军队，以便完全统一中国，共上抗战之战场，而绝不加以任何之妨碍。
吾人现已遵守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命令，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全体红军战士均深明大义，绝无不顾大局乘机侵占国民党区域之事发生，此可明告于国人者也。
至对西安事变之双方，吾人仍继续站在促进和平之立场，而愿何应钦、刘峙[6]、胡宗南诸君坚决执行蒋委员长撤兵之命令，不致中道反悔。盖中道反悔不特违全国之民意，且违蒋委员长力求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兵之命令。红军正以全力注视于此点。
注 释
[1]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西北
① 这是朱德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名义对《红色中华》记者发表的谈话。
“剿匪”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西北“剿匪”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官。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西北“剿匪”军第三纵队司令官。曾指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代军长兼第七师师长、西北“剿匪”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2]红军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扩大组成人员，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
[3]山城堡之役指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及第四方面军之一部，在第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一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4]西安事件即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此即为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张、杨一道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这两次通电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和十九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6]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西安事变后曾任“讨逆”军总司令，极力主张用武力讨伐张、杨。刘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豫皖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后曾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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