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路艰辛，朱德回到南溪家中，向亲友们倾述了劫后余生的经历，并决定出国，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亲人们听到他这个惊人的决定，如同当空响起了一声炸雷，一下都懵了，纷纷劝阻朱德。
这时，惟独他的妻子陈玉珍支持他的决定。
她思想进步，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
1917年6月，朱德同她相识后结婚。
这时，护国军改编，朱德所部改编为云南陆军第七师第十三旅步兵第二十五团，他任团长。
在那个穷兵黩武的战乱年代里，他们家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是个温馨的小天地。
婚后生活，朱德十分满意。
他和陈玉珍都很喜欢音乐，闲暇时，陈玉珍弹琴，朱德吹箫或拉胡琴，他们荡漾在音乐的海洋里，非常惬意。
他们喜欢养花，还修整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圃。
为了读书，陈玉珍还特意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他们在那里读书或讨论读过的书籍。
他们阅读孙炳文带来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还读了陈独秀的《吾人之最后觉悟》，李大钊的《政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书。
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把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息传到了中国，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良知。
朱德的家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除了朱德、陈玉珍外，还有孙炳文、戴与龄等。
他们常在一起，就世界流行的新思潮进行探讨和学习。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1908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因著文抨击时政，被学堂开除。
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经新任校长严复的力荐，他又重返北京大学学习。
辛亥革命前，他就参加了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因参与刺杀载沣活动，遭袁世凯通缉，被迫返回四川，以教书为生。
后结识了朱德，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受聘于朱德旅部任咨议为其出谋划策。
朱德身边有孙炳文这样一些思想进步的人物，对他不断追求真理，直至走上新的革命道路有着深刻影响。
所以，陈玉珍支持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去追寻救国的新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时许多亲朋好友并不理解他，总觉得像他这样既有地位又有权势的人，洋房、娇妻、股票、存款，样样都有(解放后，仅昆明市政府代为保管的财产就有：房屋两院23间，房契3张，股票24张，存折7本，息折4本，租约9份)，生活在上等社会里。
怎么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放着舒适富裕的生活不过，却要去找马克思主义，去找共产党，硬往下层社会里钻。
的确，此时朱德是名扬四海的护国名将，已不再是14年前从巴山下走出来的穷苦娃儿。
但朱德没有忘本，没有忘掉自己的阶级，没有忘掉自己的国家。
他不是为个人，是为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穷人去找出路，才义无反顾。
他下决心戒掉了鸦片烟，抛弃了名利、地位，舍掉了股票、洋房，告别了妻儿老小，踏上新的征途。
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是剧变，是决裂，是真正的革命。
朱德这一次的抉择，对他一生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是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转折，从此改写了他的一生。
如果要对他的一生作一界定，可以说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
没料想到，几天之后朱德突然接到杨森的电报，约他去重庆叙旧。
他虽猜不透杨森的用心，但考虑再三觉得是非去不可。
一则出川必经重庆，不见杨森，难以通行；再则有请不去，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他同金汉鼎商量之后，决定立即动身，应邀赴会。
(2)
5月下旬，朱德同金汉鼎乘船沿长江而下，来到重庆，受到杨森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人，当年广安与仪陇同属顺庆府管辖，是朱德的小同乡，又是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时的小同学。
他1913年离开川军投奔了滇军，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过队长，护国战争时，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曾与朱德并肩战斗在川南一带，与朱德的交情很深。
1920年，川军和滇军大战，他率部反水，转身又投靠了川军。
这时的杨森，刚刚接任了刘湘的川军第二军军长职务，并兼任着重庆警备司令，踌躇满志，正想争雄于四川，实现其独霸全川的野心。
他深深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所以，他听说朱德和金汉鼎到了四川，喜出望外，格外高兴。
于是，向朱德发出邀请。
朱德和金汉鼎一到重庆，杨森便施出浑身解数，进行拉拢。
陪着他们去看赛龙舟，游览名胜古迹，每天都是美味佳肴，待如上宾，酒后兴余，就摆起龙门阵，追忆往事。
他们谈到了家乡顺庆府，谈到了顺庆府的中学堂，谈到了云南讲武堂，还谈到了纳溪大战。
杨森为了套近乎，还乘兴吟诵了朱德当年写的一首七言诗：重光祖国借余晖，万众同心用力微。
毳幕腥膻终寂寞，汉家子弟尽雄飞。
喜当年富兼身壮，时正秋高又马肥。
戎马少年半同学，倾心为国志无违。
杨森想用乡亲、友情这个带子，把朱德拉得更靠近自己。
龙门阵摆得海阔天空。
这一天，杨森终于谈到了正题。
他说：“玉阶兄，四川需要你，川军也需要你呀!衷心地希望你能留在家乡，助我一臂之力，把川军整饬成一支不垮杆子的队伍。
眼下，可先在第二军里弄个师长当当，将来队伍发展了，弄个军长、司令什么的当当，凭你的才干，绝不成问题!”
决心不再与军阀为伍的朱德，婉言谢绝了杨森的盛情邀请，表示准备出国去留学，去看看人家的革命是怎么个搞法。
杨森一听朱德想去留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说：“玉阶兄真是奇人一个。
我若没记错的话，仁兄今年已三十有六了，还漂洋过海，像娃儿学话那个样子，跟着洋人呀呀学语，不太累了嘛!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图个啥子哟!”
杨森虽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
江轮，缓缓驶出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
朱德站在甲板上，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亲朋好友，告别了故乡的山水，出三峡、过汉口，经九江到南京，改乘火车，6月抵达上海。
他在肇家滨路一个同盟会的朋友家里住下，花了几天时间游历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到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的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挂满万国旗子的商船；他看到了外滩上矗立的高大的楼群和棚户区里连成一片的贫民窟；看到了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走在中国土地上；还看到了“红头阿三”在租界里欺压中国人民。
最刺眼的是在外滩公园门口，挂着的“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这一切一下激怒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7月初，骄阳似火。
朱德匆匆离开上海，乘火车沿津浦路到北京。
这时，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本应都是收获的季节，然而他透过车窗看到的却是一片凄凉景象。
连年内战，满目疮痍，田园荒芜，人烟稀少。
面对此情此景，他忧心如焚，整个中国的劳苦大众都在受难呀!朱德走出前门火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到宣武门外的方壶斋胡同去找到了孙炳文。
两人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尤为欣赏。
孙炳文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介绍给朱德认识。
朱德住下后，详细地向孙炳文介绍了唐继尧趁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出师北伐之际又杀回云南，顾品珍战死，罗佩金出逃，他和金汉鼎等一批滇军将领被追捕、抄家和通缉的情况。
(3)
他极为愤慨地说：“是唐继尧逼着我亡命天涯，去另谋生路的。”
第二天，朱德在孙炳文、黄志的陪同下，游览了古都北京。
古老的北京紫禁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失去了昨日的辉煌，显得破败不堪，到处是野草丛生，更加衬托出今日的凄凉。
孙炳文告诉朱德，如今里面仍住着清废帝溥仪。
北京街头仍旧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味，那些封建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照样拎着鸟笼子，摇着扇子，招摇过市，见面之后还是弯腰、打躬、下跪，搞请安、问候的繁琐礼节。
昔日的威风虽已丧失殆尽，但仍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臭架子。
北洋军阀的达官、贵人，整天在吃喝嫖赌中过日子。
朱德眼中的北京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封建主义的味道特别浓厚。
旧官僚、军阀正在这里玩弄权术，把中国待价而沽。
它与上海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封建的没落的腐朽的，一个是殖民地式的丑陋的罪恶的。
几天之后，孙炳文陪同朱德乘北去的火车到宣化、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一带旅行。
车过居庸关时，他看到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解决了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爬坡的难题，使中国人在建筑铁路的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
他说：“这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值得自豪!”
当他换乘汽车来到鸡鸣山煤矿时，在井下却看到矿工们的繁重劳动，在昏暗的灯光下，满面黝黑的采煤工，浑身沾满煤屑，佝偻着身子把煤一篓篓背出矿井。
矿工们的悲惨生活如同他在川南看到的盐工和个旧看到的锡矿工一样!干着牛马不如的重活，而终日不得温饱。
他说：“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离开鸡鸣山，朱德与孙炳文继续北上，先后到了归绥和大同。
他们凭吊了古战场，参观了王昭君墓和大同石窟。
雄伟壮观的长城、星罗棋布的烽火台，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和广袤无垠的大漠荒原，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路上，孙炳文向朱德谈起了铁路、煤矿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地闹起工潮的事。
孙炳文还告诉朱德，他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
这个党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朱德越听越感兴趣。
他也想加入，希望孙能介绍介绍和李大钊见面。
很不巧，李大钊有事离开北京去南方了。
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正在上海。
孙炳文建议去找陈独秀。
朱德非常赞同，两人当即动身去上海找陈独秀。
8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顶着似火的骄阳，迎着炙人的热浪来到上海。
恰巧这时金汉鼎也到了上海，他带来一个最新消息，中山先生最近从广州来到上海，听说朱德一行在这里，他很想见一见。
孙中山比朱德大20岁，是朱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驱。
孙中山这次来上海，是因为他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他被迫离开广东经香港来到上海。
目前，他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中，正谋划着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
这天，朱德、金汉鼎等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寓所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来客。
各人自报家门后，孙中山先生同他们一一握手。
他握着朱德的手说：“你就是蔡锷麾下的勇将朱德!早已闻名，你们都是讨袁护国的有功之臣!”
朱德答道：“作为革命军人，理应忠于职守，讨平国贼!”
孙中山接着向朱德、金汉鼎、孙炳文等讲述了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的经过。
(4)
他说：这是他在革命道路上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
30多年来，他虽屡遭失败，但从没有这样惨，这样使他痛心!过去失败，毕竟是败在敌手之中，而这次却败于自己长期信赖的人的手中，教训沉痛。
因此，他想借助驻在广西的滇军和桂军去讨伐陈炯明，夺回广州，再造共和。
他希望朱德等人能尽快回到滇军中去，重振军威!为使部队能迅速调动，中山先生打算由香港先付十万大洋作为军费。
朱德万万没有想到，中山先生对他如此器重，能够在这危难之际委以重任，真有点受宠若惊，但又很快冷静下来。
他从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中，对国内长期的混战已不抱什么希望，对孙中山先生依靠这个军阀反对那个军阀的老办法也不再相信，他更不赞同。
但他非常尊敬中山先生，作为中山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他不便当面去否定中山先生的作法。
所以，只好对中山先生说：“我和炳文准备出国去，现在正在办理护照!”
孙中山听到“出国”，开始有些惊讶，沉思片刻后，说：“你们一定要出国，就去美国吧!那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朱德想到欧洲去，因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因而，他非常委婉地对孙中山先生说：“我愿意到欧洲去。
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很得人心。
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运动，对我们中国革命会更有好处。
另外，我是一个军人，还想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痕迹，学一学那次大战的经验教训。”
时间过得很快，在亲切交谈中已度过了一个上午。
临别时，孙中山还紧握着朱德的手，说：“革命前程远大，虽然各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
好自为之吧!”
金汉鼎当场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并表示立即动身去广西，动员那里的滇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几天之后，朱德和孙炳文在公共租界闸北的一所普通房子里，找到了陈独秀。
经过孙炳文的介绍，朱德怀着殷切的希望，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说：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反革命篡夺了，孙中山先生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办法也失灵了。
这一切证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从头搞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是个小心谨慎而又寡言少语的人。
他侧着头倾听着朱德的陈述，两眼直盯着对方上下打量着，突然若有所思地问朱德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朱德当即回答，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了比较，他直截了当地说，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自己可以在功名利禄中选择，可以在滇军、川军中选择，也可以在旅长、师长中选择；而为国家民族，却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选择，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选择。
如今，摆在面前的是有两条路，但他要走的只能是后者，也可以说别无选择。
他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求跟着共产党走。
朱德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他要求加入共产党，绝不后悔，也永不背叛。
听完朱德的回答，陈独秀沉思片刻后，立即答复说：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随时准备为它献出宝贵的生命。
朱德当即表示只要组织需要，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陈独秀不以为然地摆摆手，他说像朱德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
他奉劝朱德不要加入共产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
那样对革命和他本人都会有好处的。
(5)
陈独秀的一席话，像一瓢冷水泼在朱德的头上。
这分明是把他拒之于党门之外嘛!他拼死从旧营垒中冲出来，陈独秀不仅不欢迎，还要把他再推回去。
他和孙炳文都像被污辱了人格一样，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惆怅，慢慢走出了陈独秀那间小屋。
朱德十分痛心，彻夜难眠，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权信奉马克思主义?难道在革命的新秩序中，真没有朱德的立足之地?陈独秀无情的拒绝，没有使朱德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
经过几天的思考，反而使他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更坚定了。
他明白了共产党不是国民党那样的党，不论什么人只要提出入党申请就可以入党。
他从失望的痛苦中走出来后，对孙炳文说：“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
我深信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到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朱德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强者，他的行动准则是：认定了的事就干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一生都是如此。
他同孙炳文商定，按照原计划到欧洲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真理。
“1922年”是朱德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他转轨的一年。
他从笃信孙文学说转信马克思主义，从为缔造共和拼杀疆场转变成为了寻求真理而远走天涯。
4年之后，朱德再次出现在陈独秀面前时，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时，陈独秀对他已刮目相看了，不仅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委以重任。
先派他在上海、南京一带搜集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的情报；后派他去湖北、四川争取四川军阀杨森支持北伐战争。
1922年9月初。
朱德乘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缓缓离开上海黄浦港，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行。
安吉尔斯号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水天一色，茫茫一片汪洋，偶尔有几只海鸥伴着轮船，在蓝天上翱翔。
大海，对朱德说来是陌生的。
他生在大山中，长在大山中，最熟悉的是山。
连绵不断的大巴山，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深邃莫测的大凉山，他都见识过。
水，他也不陌生，孩童时期淌过家乡的小河，长大了才见到奔腾的嘉陵江，从那时起，他才知道江比河大，水要是发起怒来，比野兽还凶猛；后来又见过一泻千里的长江和万马奔腾的黄河。
江河是雄伟壮观的，但比起大海来，那就渺小多了。
看到大海，看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他的心胸和眼界一下开阔了。
他站在甲板上，面对大海，凝望着沉思着，遐想着大海的那一边该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次难忘的航行中，朱德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他同船的除老朋友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史逸、史尚宽、夏秀峰、李毓九、李景泌等十多人。
这些将要步入异国他乡的华夏赤子，常常聚在甲板上“摆龙门阵”。
他们相互作着自我介绍，畅谈着个人的出洋打算和未来的抱负。
当他们知道朱德曾是蔡锷麾下的一位将军，时年36岁，在同行者中是位长者时，有位朋友怀着敬重的心情问道：“玉阶兄，已过而立之年，放着将军不当，漂洋过海，不远万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何必曰利。
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
朱德学着对方嬉戏腔调，用文绉绉的话回答着，逗得大家都捧腹大笑。
他却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下去：“年龄大点，有啥子要紧。
我听说勤工俭学的先行者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是54岁时举家赴法，去勤工俭学；徐特立是43岁，黄齐生是40岁才出国留学的……你们说，他们哪个比我小呀!”
朱德扳着指头跟大家讲起这些故事，还挺认真的。
(6)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他也更加敬佩了。
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科伦坡、孟买入红海，再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邮船行驶得很慢，每到一个口岸，都要停留一两天，有时甚至三四天，以便补充淡水、燃料、食品和检修。
朱德一行抓住这个难得机会，上岸去观光各地的风土人情。
一路上，他所看到的一切与他想像中的外国完全是两个样子。
在南洋一带，他看到许多离乡背井去寻找生活的骨肉同胞，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而花园洋房里住着的庄园主、资本家，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在非洲，黑人的悲惨生活，更使他万分惊讶。
他目睹了这一幕幕的惨状，深有感触，原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充满着苦难和黑暗。
安吉尔斯号邮轮，经过40多天的漫长航行，最后到达了法国的第一大港马赛。
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就换乘火车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号称为世界“花都”的城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也不再那么美丽动人了，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
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战祸使其大伤元气，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座文明古城，沿街有不少衣衫褴褛的寡妇、孤儿、伤兵和乞丐，向过路的行人乞讨。
他和孙炳文一起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
他看到凯旋门虽已斑驳陆离，失去昔日风采，但依然宏伟壮观，它上面的图案记录着法兰西光彩夺目的历史。
当他登上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
他对铁塔的浩大工程和精巧结构，赞不绝口。
大家特地在铁塔前合影留念。
他们还参观了记录着法兰西文明和革命历史的卢浮宫、协和广场、共和国广场、拿破仑墓、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
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
那是一个在年轻时就来法国谋生的人，但他依然眷恋故土。
一有空闲，就请朱德他们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
同时，他也讲一些在巴黎的见闻。
一天，他告诉朱德，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德急忙追问这些人在哪里，那位商人也是听朋友说的，更多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那商人带朱德和孙炳文去找到了那位朋友，弄清楚这个组织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是周恩来，但已经离开法国，去了德国柏林。
那个朋友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这一消息。
再次燃起了朱德找党的希望之火。
他和孙炳文商量后，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
周恩来这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委会宣传委员，正在柏林考察德国的劳工运动，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留德学生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就住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里。
10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孙炳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
朱德有些吃惊，忙说要找一位叫周恩来的先生。
年轻人非常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并自我介绍是周恩来。
朱德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他不仅听说过，还读过在新近出版的《少年》杂志上周恩来写的论文《共产主义与中国》。
他非常欣赏周恩来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
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
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
(7)
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
他曾对孙炳文表示，周恩来的主张正是自己多年来所探索和追求的。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他想共产党的领导人，又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年龄总不会比自己小。
这时的周恩来才24岁。
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转入正题。
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川音一字一板地叙述着他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
然后，话语铿锵地提出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受命做任何工作。
周恩来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着。
朱德前半生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都齐全。
在周恩来的经历中，还未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将军。
他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著地追求深深打动了。
以后，又经过了几次交谈。
他们从国内外形势、各种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详细交谈，气氛十分融洽。
周恩来向朱德和孙炳文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收他们为候补党员。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时，周恩来还特地叮咛他，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
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
因为，像朱德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去团结更多的人。
从此，朱德就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德国留德学生中开展工作，后来还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
他用一生的奋斗实践了向党组织表示的决心：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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