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时30分。布兰奇和我到巴克家吃饭,格蕾斯·鲍尔也来做客。瑟尔·贝茨和里格斯不时被叫出去,或是到金陵大学,或是到住所;要么就是去保护一辆卡车,要么是去救一批男人或女人,他们现在每天都做这些事。
再说说我的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们刚出大门,一名妇女过来要我救救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刚从家里被抓走。我们向她指的方向跑去。我们往南走,到了上海路,但被告之他们向北去了。正当我们准备往北去时,看见米尔斯在一辆汽车里,便把他拦下,然后同那位母亲及布兰奇一起上车。很快,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带着那个女孩。她一看见我就转身喊救命,当她看见她的母亲也在车上时,便径直跑进汽车。那个士兵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坚持认为我们亏待了他,赖在米尔斯的座位上不肯下车。一个懂一点英语的军官走过来,用一种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必要的温和方式,把那个日本兵请出来,然后再让我们继续陈述。直到米尔斯说很抱歉,我们必须带走那个女孩时,他才让我们走。
下午2时。在学校的小圣诞节教堂,王小姐成功地为学校员工举行了一次圣诞祈祷。3时,罗小姐为附近的女基督徒以及校园里的一些难民家庭主持了圣诞祈祷。薛小姐为白日制小学生以及其他在服务团帮助过她的学生举行了一次圣诞祈祷。至于大多数难民,因为人数太多无法进行这一活动。
今晚我们没有宪兵,大使馆给我们派来了一名警察。日本兵正在从城里撤走,一些难民回家了。不过贝茨说,就劫持妇女而言,今天对金陵大学来说不是一个好日子。
12月26日,星期天又是一夜平静,前门只有一名使馆的警察,但他的存在给人一种安全感。人们说美国大使馆是宪兵的总部。
今天早上来了几批日本兵,但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一队宪兵来视察,当然,他们要优于一般士兵。
早晨7时30分。我们举行了小组祈祷。下午2时,我们为校园里的中国员工做了礼拜。我很遗憾不能去鼓楼教堂,不知他们这两天有没有做礼拜。很可惜牧师撤离了。
学校的信使魏今天回来了,由于过度疲劳,没有讲述他的经历。
今天下午,我又一次觉得没有力气,我休息了。今天,对住在金陵大学校园里的难民进行了登记,一两天后,我们或许也要这样做。因此,今晚我让陈先生开始准备花名册。
白天天气晴朗、温暖。除了日本的《读卖新闻》提供的一些情况外,我们还没有外界的消息,外界也没有我们的消息。这将是没有圣诞节的一年,甚至没有时间来想念朋友。
12月27日,星期一今天对我来说是个休息日。这两天有些不舒服,因此,朋友们坚持要我躺在床上。玛丽在这儿,这使我能够安下心来休息。我很高兴有一个休息的借口。今夜又是平安无事,大门口还是只有一名使馆警察。一个外国人也过来和F·陈住在一起。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实验学校的狗夜里叫个不停,我认为或许有小偷。我真不知道狗是怎么逃脱日本兵的刺刀的。宪兵白天来检查,一切平静。他们似乎是一些清白和守纪律的人,大多数人的面相和善。
下午有一些官方电话,一名日军军官明天上午要来找我。破坏仍在城里继续着,大概在北门桥一带,因为我们仍能在那一方向看到滚滚浓烟和大火。我猜想,从南门到北门桥之间的商店都被抢劫和焚烧了。现在,日本兵抢劫时动用卡车,大的东西,如床和地毯等都用卡车装运。他们说,这些赃物被送到溧阳。今天早上,一位妇女来说,抢劫仍在私人家中进行,而且连一个铜钱这样的小钱也不放过。
玛丽说,今天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日本士兵向我们要3名姑娘,当她给他们看了日本使馆的信后,他们走开了。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所的状况如何?这需要更严格的纪律来约束,然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不用说,它是不会因为环境卫生而获得蓝绶带英国最高荣誉。的。起先我们只有400名难民时,我们设想过每天打扫房间与大厅,随时捡起废纸,而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有1万名或更多的难民在这儿,除了劝说难民们不要把校园当做厕所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哈丽雅特所谓"草坪上可以行人"的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如此充分的体现,以至于现在不再有任何草坪了。许多地方,尤其是打饭的地方则是泥土和卵石。树木和灌木丛也严重毁坏,有些灌木被踩得无影无踪。一到晴天,树上、灌木上、篱笆上、围栏上,到处都挂着各种颜色的尿布、裤子等东西,当外国人来时,他们都笑了起来,并说从未见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如此绚丽多彩。
到目前为止,难民所里共出生了14名婴儿,死亡4人,程夫人是惟一的护士,她每天超负荷地工作。
12月28日,星期二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登记阶段。今天早上8时开始登记。我们这里是安全区第五区的登记点,男性首先登记。我们把自己的人集中在一起,通过翻译,他们首批接受训话。
日本人称,如果是中国士兵,应该自首,他们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并被送去干活。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士兵是指现役还是曾经当过兵的人。第一个承认的是给Y·H·陈干活的工人。
我知道他不是现役军人,我正努力让日本人放了他。接着,那些承认自己是士兵的人四个一排,每人发了一张登记表,然后走到校园的东北角。我仔细看了这些人的脸,他们大多数是老弱伤残者,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到校园的西面去了。这时,昨天打电话的那个日军军官来了,他坚持说,他在上海时就许诺保护所有的美国人,他要求我们住到一个地方去。我告诉他,我们不能离开各自负责的地方。我们既客气、礼貌,同时又坚决不同意离开,因此,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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