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公意的宣告是由法律来体现的一样，同理，公共判断的宣告就是由监察官制来体现的。公共的意见就是一条法律，监察官就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并且监察官也按君主的前例只能应用于极个别的情况的。所以，监察官的法庭远不是人民意见的仲裁者，它只是人民意见的宣告者；一旦脱离了人民的意见，它的决定就是空洞的、无效的。要把一个民族的风尚和他们所崇尚的对象区分开来，那是徒劳无益的；由于这二者都依据同一个原则，所以必然地混在一起。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间，决定他们的爱憎取舍决非天性，而是意见。只要矫正人们的意见，他们的风尚也就会自然纯正。人们总是爱好美好的事物，或者说，爱好他们自认为是美好的事物；然而正是在这种判断，人们会犯错误；所以，这种判断就需要加以规范。评判风尚的人就是在评判荣誉，而评判荣誉的人则是从公共意见里得出他的法则的。一个民族的一切意见，是从它的体制里诞生出来的。尽管法律并不能规范风尚，但是使风尚得以诞生的却是立法。立法工作薄弱的时候，风尚也就退化；而这时，监察官的判断也不能做出法律的力量所未曾做出的事情。可见，监察官制也许对保持风尚是有用的，但是对于重建风尚却是绝对无用的。你可以当着法律力量旺盛的时候设置监察官；然而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所有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所有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防范公共意见的腐化，以贤明的措施来保持它们的正确性，有时甚至于在它们尚未确定的时候就把它们固定下来了，——监察官制就是这样来维系风尚的。决斗时要带副手的习惯，在法兰西王国中曾经举国若狂地盛行一时，可它只是由国王一纸诏书里寥寥的这么几个字就被废除了的：“至于那些怯懦得要找副手的人们。”这一判断预见了公共的判断，所以一下子便决定了公共的判断。但是当同样的诏书想要宣布，举行决斗也是一种怯懦，——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但却违背了一般人的意见，——公众便对这一决定加以嘲笑；因为对这件事，公共的判断早已经形成了。我已经在别处说过，公共意见是决不会屈从于强制力的，于是在为了代表公共意见而设置的法庭里，并不需要有丝毫强制力的痕迹。对于罗马人是以怎样的艺术——而且拉西第蒙人还要更加高明地——在运用这种已经被近代人所完全丧失了的能力，我们是无论如何赞扬都不可能过分的。有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曾经在斯巴达的议会里提出了一条好建议，监察委员们置之不理，反而让另一个有德行的公民来提出相同的建议。这对后者是怎样的荣誉，而对前者又是何等的侮辱啊；同时又对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加赞扬，也没加以谴责。有几个萨摩岛的醉汉玷污了监察委员的席位，第二天就有明令许可萨摩人可以下流。这种惩罚，要比真正的惩罚更为严厉。当斯巴达已经宣布了什么是正直、什么不是正直的时候，全希腊却没有请教他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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