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并非任何气候之下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任何民族都能达到的．我们越思考孟德斯鸠所确立的这条原则，就越体会其中的真理；人们越是反驳它，就越有机会得到新的例证来肯定它．在全世界的任何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
那就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需求．为此，只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出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然而，这种过剩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里并不是都一样的．在有些国家里，它是相当大的，但在另一些国家里却微不足道，另外一些国家里根本就没有，再有些国家则是负数．这一比率要取决于气候的好坏，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物产的性质、居民的力量和他们所必需的消费量的多少，以及这一比率所由以构成的许多其他的类似比率．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也不一样，它们的胃口也不同；并且这些不同还要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离它们的来源越远，则负担就越重．衡量这种负担，决不能只根据税收的数量，而是要根据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手里时所必然经历的路程．如果这一流转过程既迅捷而又规定得好，那么无论人民纳税是多少，都无关紧要；人民总会是富足的，财政状况总归是良好的．反之，无论人民所缴纳的是多么地少；但是，如果连这一点也永不再回到人民手里的话，那么由于不断的缴纳，人民不久就会枯竭；这样国家就永远不会富足，人民就永远贫困．由此可见，人民与政府的距离越远，则贡赋也就越沉重；因此，在民主制下人民负担最轻，在贵族制下负担较大，在国君制之下负担最大．所以，国君制只适宜于富饶的国家；贵族制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民主制则合适于小而贫困的国家．事实上，我们越加以思考，就越能在这里面发现自由国家与国君制国家之间的区别．在前者中，一切都用于共同的利益；而在后者中，则公共力量同个别力量二者是互为倒数的，一个扩大乃是由于另一个削弱．归根结底，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非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许多自然因素；我们可以依据这些自然因素指出政府的形式，因为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量所限制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出它应该具有什么样子的居民．凡是贫瘠的地方，产品的价值抵不上劳动的，就应该任其荒废，或者只由牲畜来居住．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刚能维持需要的地方，应当由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剩余不多的地方，适合于自由的民族；土地富饶肥沃，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应该以国君制来统治，以利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所吸收要比被个人消费掉好得多．我知道，这里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的本身就证明了这条规律，也即是，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永远应该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原因区别开来，特殊原因仅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即使整个南方布满了共和国而整个北方布满了专制国，然而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之宜于炎热的国土、野蛮之宜于寒冷的国土、美好的法典制度之宜于温带地区，仍然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为真理．我也见到人们虽然同意这个原则，但应用起来还是有争论的：人们会说寒冷的国土也有极其肥沃的，南方的国土也有极其贫瘠的．这个难题，只有对于那些不从全面的比率来考察事物的人，才算是难题．因为，正如我所述，还必须要计算劳动、力量、消费量等等的比率．假如有两块相同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为十．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为四，而后者的居民消耗量为九；这样，前者产量的过剩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过剩却为十分之一．两者过剩的比率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反比，所以生产只等于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要比生产等于十的那块土地的剩余多出一倍．然而这并非产量加倍的问题，并且我也不相信竟有从把寒冷国土的丰饶程度一般地等同于炎热国土的丰饶程度．可是，姑且让我们假设有这样的相等；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让我们衡量一下英国与西西里以及波兰与埃及吧；往南就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再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了使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该有多大的悬殊啊！在西西里，只须松松土而已；而在英国却须付出多么大的精工细作啊！因此，在必须用更多的人手才能得到相等产量的地方，它的剩余量也就必定会更少．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其消耗却要少得多．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要节制食欲才能保持健康；欧洲人在这里如果要像在自己家乡里那样生活，一定会死于痢疾和消化不良的．沙尔丹说：“同亚洲人，我们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有人把波斯人吃得少，归因于他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不然，我相信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不那么富有粮食，正是因为居民需要得少．”他接着又说：“如果他们的节食是土地歉收的原因，那就应该只有穷人才吃得少，而不应该所有的人普遍都吃得少；并且在各个省份里，人们也就应该依照土地的丰饶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却不应该是全国的人都同样吃得少．波斯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引以自豪，他们说只要瞧瞧他们的气色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起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优越得多．的确，波斯人的肤色都是匀净的；他们的皮肤是美丽的，细润、光泽；然而，他们的属民，那些按照欧洲人的方式而生活的阿美尼亚人的面容，则粗糙并多面刺，并且他们的身材也是既肥蠢又笨拙．”
越接近赤道，人民生活的所需就越少．他们几乎不吃什么肉类；大米、玉米、高粱、小米和卡萨麸就是他们的日常食品．印度群岛有好几百万人，他们每天的食品还不值一苏钱．即使在欧洲，我们也看到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食欲有显著的差异．一个德国人的一顿晚饭，一个西班牙人可以吃上一星期．在人们比较贪吃的那些国家里，奢侈也就转到食品上来．在英国，奢侈表现为酒席上的肉食罗列；而在意大利，人们设宴则只是用糖果和鲜花而已．衣着的奢侈也可以表明类似的不同．在季节变化急剧的气候之下，人们穿得就更好也更简单；但在人们的穿着只是为了装饰的那种气候之下，人们就力求衣服华丽而不求适用了，在这里衣服本身也就是一种奢侈品．在那不勒斯，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人在鲍昔里普山上闲逛，只穿着光彩夺目的外衣而不穿内衣．就房屋来说，情形也相同：当人们完全用不着担心气候会伤害人的时候，他们就一味讲求富丽堂皇．在巴黎、在伦敦，人们要求住得温暖而舒坦．但在马德里，人们虽有着的客厅，但却没有可以关得了的窗子；而且他们就在老鼠洞般的屋子里睡觉．在炎热的国度里，食物更丰满而多汁，——这是第三种差别，而这种差别是不可能不对第二种差异产生影响的．为什么在意大利，人们要吃这么多的蔬菜？就因为意大利的蔬菜好，营养高，味道美．在法国，蔬菜全是用水浇灌的，所以毫无营养，因而筵席上也就几乎不把蔬菜当一回事．可是它们并不少占土地，并且至少也得费同样的气力去栽培．这是既定的经验了，巴巴里的小麦尽管次于法国的小麦，可是能出更多的面粉；而法国的小麦却又比北方的小麦出粉更多．由此推论：在从赤道到北极的这个方向上，一般都可以观察到相似的级差现象．从同等数量的产品之中，所得到的粮食却较少，这岂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利因素吗？
除这些不同的考虑之外，我还要补充另一条考虑，它是从其中引申出来的，并且还可以加强它们．那就是：炎热的国度比寒冷的国度所需要的居民较少，而所能养活的居民却较多；这就产生一种永远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双重剩余．同样数量的居民所占的地面越广阔，则反叛也就越困难；因为他们无法快捷而又秘密地配合一致，而且政府总会很容易揭露反叛的阴谋，并切断一切交通．但是为数众多的人民越是聚集在一起，政府也就越发无法篡夺主权者．首领们在他们的密室之中谋划，也正像君主在他的内阁会议中那样一样地安全；而且群众汇集在广场上，也会像军队集合在营房里一样地迅速．因此一个暴君政府的便利之处，就在于它能在远距离上行动．借助于它所建立的各个支点，它的力量就能像杠杆的力量一样随长度而增大．相反，人民的力量则只有集中起来才能行动；否则．它就会消灭，就如洒在地面上的火药的作用，只能是星星点点地燃烧罢了．这样，人口最少的国家最适于暴君制；凶猛的野兽是能在荒野里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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