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醒来时，已经八点。老婆上班走了。我起来到处走了一圈儿，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却觉得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洗漱完毕，就想赶快离开。
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又吃了两个夹肉烧饼，还喝了一碗稀饭。坐在路边饭铺的棚子下面，放眼望出去，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却不像往日那样令我沮丧。
有很多我无法把握的事，付饭钱的时候我心情平静，仿佛更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想到外国人付小费的习惯，这是从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现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种奇怪的感觉，世上令人费解的事太多了，最后它们都变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们的理解，只留下回忆，带着当时的色彩。
去单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费有关。
那时的汽车票价还是五分八分一毛。一个小伙子拿一毛钱买八分的票，女售票员找他两分钱时，他说，不用找了。
“还是找你吧。”女售票员还很友好。
“我说了，不用找了。”小伙子口气平淡。
“你还是拿着吧。”女售票员有点窘迫了。
“不找不行吗？”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啊？我凭什么不找你钱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说不找了，你干吗非找不可呢？”
“当然非找不可，我们是国营的。”
“国营的又怎么样，我都说不找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干吗要照你说的去做啊？”
“你干吗把一件两分钱的小事搞这么大啊？‘文革’的时候没过着瘾吧？”
“就是，‘文革’那时候多好啊，哪有这么多精神病！”
“你说我有精神病？”
“我可没说你，是你自己说你有精神病。”
“我……”车进站了，小伙子看站牌儿，连忙说，“倒霉，我得下车了。”
“整个一个精神病。”小伙子下车后，女售票员一边招呼乘客上车，一边说，“还以为两分钱咋回事呢。”说到这儿，突然想起那两分钱还没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伙子已经不见了。
车再一次缓慢地启动，女售票员生气地把两分钱扔到窗外。
“去去晦气。”她说完离开座位，去后门卖票。
她走近一个站在柱子前的小伙子，头也没抬，就从他手里接过一角钱。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员吃惊地抬头，就是刚才下车的小伙子。
时间所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就是总在消失着，一分一秒地过去，也总是留下一些这样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
我走进研究所，立刻朝刘托云曾经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儿放了一把办公室的旧椅子。我的心情有点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抚摸一下那个角落的空气。
我刚坐到椅子上，还没去抚摸空气呢，黑丽从办公室出来，撞见了我。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着最终的判决。
她没跟我说话，但是潜台词我已经读到，仿佛我背后站着刘托云。
“哎，黑丽，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说。”我起来走近她。她怀疑地看着我。
“你要出去？”我问她。
“我要去银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远是说秘密话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闹让人感到孤寂，却让秘密变得安全，没人关心你在说什么，只要你不喊着说就行。
“我打听了一下租房子的情况，可选的房子很多。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地方的，离你父母近点儿的，还是……”
她没有说话，嘴角一直噙着一丝冷笑。
看见她这样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为一套房子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上床而且怀孕，代价的确太大了。想到这儿，我对黑丽的同情淹没了我。
如果黑丽要这个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没有别的选择。
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吗？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对我说。
“你最好早点告诉我。”
“还有，我们……”
“什么？”
“一起吃个晚饭吧。”
“为什么？”
“谈谈。”
“谈什么？”她越说火气越大。
“你怀孕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是怎么打算的？”她的反问十分有力。
“我听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结婚，生下这个孩子，你也听我的？”
“对。”
我应允的时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这是我付不起的价格，可我必须付。由此，我理解了，什么叫悔意。
黑丽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来。她说：“你把头剪了，别告诉我原因，我不感兴趣。但是，傻×都能看出来，研究所的新所长获得了新生。”她说完像电影里受伤害的自信女性，昂扬地转身，离开了我。
“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的话被风吹得四散飘零。
又回到所里，庆子一个人来找我。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吗？”我说。
“我一个臭司机，什么时候房子能轮到我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比您早半年。”
“是吗？”我的确惊奇，“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闲人，什么事都能听见。”
“那应该你来当所长，我什么事都听不着。听到的也都是没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着点儿。”庆子说着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
看来，他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我没有接着打听，已经很领情。这是他第二次提醒我了。
“我走了，有事您再叫我。”
庆子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叫住了他：“哎，庆子。”
“什么事，所长？”
“嗯……”
“有话您就说。”
“我们还不太了解啊，不过，有件事，我就是挺好奇的。”
庆子笑了笑，又回到刚才他坐过的位置。
“那件事你是怎么摆平的？”
庆子没有问我是哪件事，但回答了我。
庆子所说的一切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使得我对从前的许多事情做出了新的理解。
庆子对老婆说，已经对不起你了，希望给我机会补偿。如果你闹，我就自杀，那样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你真的能自杀吗？”这时，我插话问庆子。
“我是想威胁她，如果她不吃这套，我也没办法。”
“如果她不买你的账，你真的能自杀？”
“你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吗？我不觉得。所以，无所谓的事。其实，命一点儿都不值钱，人说死就死了，地球照样转。”
庆子没有说他是如何摆平吴女士的，但他说，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技巧问题。
一个活得多么仔细的人，既在乎，又不在乎，却只当了一个司机。我理解了吴女士的选择，跟鲁副研究员比，司机庆子是能给女人带来意外的男人。
“我能给女人带来什么？”
庆子走后，我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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