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如果政治不起作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历史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清楚而严肃的回答：如果什么时候人们不能够就他们的政治目标达成一致共识，那么什么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不是用政治言论而是用武器进行战斗——为了土地，为了金钱和财富，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将来谁拥有支配权。如果政治失灵，那么甚至会发生民族间的冲突，因为他们在一些他们具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譬如对他们的信仰，或者有关人们将来应该如何生活的观念。人们能够为他们所喜欢的思想牺牲一切，既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完全能牺牲别人的、挡住他们去路的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人居间调解的话。居间调解是政治的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它不可以失败。
因为如果调解失败，那么这很快便涉及生与死，涉及战争与和平。由于错误的政治很快便能忽然变成一场灾难，所以我特别想奉行好的政治。此外，我之所以重视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祖国以色列与我们的邻国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中，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我们奉行什么样的政治以避免战争？虽然战争只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是一种错误的政治的结果，但是，这样你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为什么重要：它应该促成建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之牢固到足以使有争执的问题也能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在私人生活中也可能会有政治。所以在80年前，像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谈及"一个力求驾驭其丈夫的聪明女人的政治"。我们成年人知道，就是一桩婚姻都难以有一种完美的关系。所以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像，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政治要艰难得多：这是许多国家之间的政治，是几百万不同的人赖以生存的政治。这么多人的各种愿望当然难以协调一致起来。
所以在政治中总有不相同的意见互相碰撞。对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由于他完全是因为有某种想法才被选举出来任职的，而他的同事们却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们之间一再有政治纷争。如果来自不同国度的政治家相聚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完全相异，那么情况就会变得特别复杂。不过他们也必须试图取得一个共同的结果。
尽管如此，政治还是常常失灵的，这并不奇怪。尤其是在中东，这里的一切无论怎样都比在你们德国那儿复杂。"为什么？"你会问。因为在这里，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产生了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且它们在政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惜宗教就是这样的：它们几乎不容许任何妥协。每一种宗教都深信，它已经为人类的幸福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信仰开始之时，便是理智停止之日。而这在我们这里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最需要的莫过于理智了。
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有其好的方面，因为如果人们信仰上帝，这就会给他们力量，一种共同进步的力量。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上帝比所有别的上帝更重要，那么这同样的力量也会产生极可怕的后果。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坚信，一个人们不再为划定边界而进行战争的时代不久将会到来。我有这个希望，因为我想，政治必须这样起作用——每一个人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信仰，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如果新的千年给予我们的期望从这里能够得到，那么历史将不再像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不是用血腥的墨水写成，而是用和平条约的绿色墨水写成。为了可以签署尽可能多的和平条约，我们就需要许多好的政治家。
你会问：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家？这么说吧：他应该有教养，但尤其应该有好奇心。他不必是他那一个领域里的专家。譬如为了获得成功，一个司法部长不一定非得是个律师，一个教育部长不一定非得是教师。比这重要得多的是，他善于把聪明的、有才干的同事们组织到自己的工作班子中来。他独自拟定目标，并在最后他自己作出决定，但他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准备，也不是独自一人执行决定。只有当他与那些给他出主意并为他作准备工作的聪明人合作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们是全体人民的仆人、代言人、使者，在议会里，在政府里，面对别的民族和国家。我知道，我在描述这种责任时，我在说些什么——我已经在以色列政界工作了五十多年。然而每逢我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总是清楚地知道，这几十年里的政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前，权力还握在政治家的手中，今天它由群众自己掌握了。无论如何是握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手中了。在这期间，每一个进行政治协商的地方都装有扩音器。政治家们在大的会议厅里会面，并不是直接地交谈，而是用麦克风互相对话，电视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拍摄下来。就这样，渐渐地是由电视和新闻媒体在搞政治了。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我们比它们弱，所以需要更多的顾问和专家，以便我们在搞这种政治时能够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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