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密苏里”
横滨 南京 1945．9
光荣的"密苏里"
1945年9月2日清晨，横滨天色迷朦，雨云低垂，仿佛阴沉着脸。这里曾经是炫耀一时的帝国舰队的主要军港，现在却停泊着强大的盟军舰队。
在幢幢舰影中，有一艘显得格外巍峨雄壮、耀武扬威。它是一艘4．5万吨的战列舰，舰长800尺，装置有16寸大炮9门，其它小型炮几十门，火力范围广及20哩。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四艘战列舰之一，堪为美国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象征。重要的是，它以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故乡"密苏里"命名。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投降仪式将在它的甲板上举行。它将于今天在历史上签下它光荣的名字。
一艘驱逐舰驶近距海岸6海里远的"密苏里"号。美、英、中、苏等国的受降代表和盟国的海陆空将领先后登上了"密苏里"号的甲板。
又一艘驱逐舰驶来。它是"兰斯多恩"号，载着11名日本的投降代表。首席代表是曾两任外相、又为现任外相的重光葵。为了防止遭到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暗杀，他们的行动是高度保密的。
关于由谁担任首席代表，日本人曾发生过争执。如果让皇族、新首相东久迩来领受这份耻辱，是断然不行的。让前首相、现任内大臣府御用挂的近卫文麿也许是合适的，但他本人坚辞不就。推来推去，这个倒霉的差使最终落在倒霉的重光葵头上。
外相的行头看得出是经过苦心盘算的。他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脖子上系着考究的宽领带，戴着白手套的手拄着一根文明手杖，显得斯文而高贵。但他那条不争气的假腿却把他的形象弄得丑陋不堪，委实叫不肯趴下的日本式尊严大丢份儿。外相在从后甲板上顶层甲板的扶梯时极为狼狈，每蹬一步都得哼唧一声。这是他的命。1932年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日)那天，他陪同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在上海虹口公园参加检阅式，不料朝鲜义士尹奉吉扔过来一个类似行军水壶的怪物，炸死了白川大将，也让他陪上了一条腿。
重光葵被几乎所有的人以"一种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拄着拐杖，挣扎在痛苦的路途。跟在他身后的梅津大将并不理会他的苦楚。与重光葵相反，梅津穿一件皱巴巴的制服和骑兵马裤，头戴野战帽，脚蹬长筒靴，衣装邋遢带有蔑视的意味。他铁块般的神色透出满腹的仇恨。他仇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走在前面的这个里通外国的主和派。最后还是一个美国人居高临下地拉了重光葵一把。
8点整，海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进行曲，美国国旗在乐曲声中冉冉升起。这面特意从美国用专机空运至此的旗帜，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伯利炮击日本、强迫日本与欧美列强通商时悬挂的那面。
8时40分，中国代表徐永昌一行6人和各国代表团成员走出了舱室。
簇拥在舰首和第二炮塔周围的280位各国战地记者紧张起来，他们知道，他们期待以久的一幕即将开启。
8时45分，战功赫赫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步出海军将官室，带领尼米兹五星上将和海尔赛上将，来到威力极猛的16寸大炮炮筒旁。军乐顿时大作，全体军官向总司令敬礼。
这位表演欲极强，一生都像在作戏的美国五星上将，还是那身几乎半个世界都熟悉的打扮：穿条烫得笔挺的裤子，上身却随便套了件敞领卡叽衬衫；不挂水果沙拉般五颜六色的勋章，只在衣领上缀一簇星形将徽；手里拎着根褐色曲柄手杖。只是那根叼在嘴上的玉米芯烟斗，此刻掖在了兜里。随便而简朴的衣着，带有刻意装扮出的与众不同。而他装腔作势的言谈举止，更是像他那充满华丽辞藻的文体一样矫揉造作。
此时他走上甲板向人们举手致意，那趾高气扬的神态，就像6天前他在厚木机场走下"巴丹"号运输机时说的一句话："这就是结局。"
右舷甲板中间摆着一张长8尺宽2尺的长方形桌子，桌上铺着青色绒布。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史巴兹、魏德迈、史迪威等美军高级将领以及58名随员站在桌子的右边；桌后正面以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为首，依次排列着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代表。
重光葵、梅津等一行11人在桌子对面站定。另外的人为3名陆军军官，3名海军军官和3名政府官员。军人穿卡叽呢军装，未佩带军刀。
9时正，受降仪式开始。
首先是特别规定的"羞辱5分钟"的程序。日本人在全体盟国代表严厉的目光下站立着。这时最难熬的恐怕是梅津，他曾坚决拒绝来此签署投降书，并以剖腹自杀相胁。
5分钟后，麦克阿瑟将军走到麦克风前，发表简短的书面讲话。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正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争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相聚的。"
麦克阿瑟的演词里似乎还暗含一些别的意思。也许是这时刻的份量过于沉重，使得撑头挑担子的麦克阿瑟难以支撑，他持稿的手在微微抖动。
麦克阿瑟继续念下去："我本人真诚地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麦克阿瑟以庄肃的语调读毕，即令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重光葵神色黯然地拐到桌前，在椅子上沉重地坐下，脱去帽子和手套，摸出钢笔。他木然做完这些，眼睛就散了光，显得呆头呆脑地像个白痴。侧立一旁的美军军官顿起反应，他们有的疑惑，有的愤怒，有的竟骂出了声："快签！他妈的！快签！"弄得他更是呆若木鸡。事后，也不知是为了自嘲还是为了自慰，喜好附庸风雅的重光葵写下和歌曰：
"宁可让世人鄙弃我们的臭名，
愿祖国从此繁荣昌盛。"
站在桌子另一边的麦克阿瑟见状噘了噘嘴，对身边的斯萨兰德总参谋长说："你去告诉他在哪儿签名。"
重光葵签毕，梅津以帝国大本营的名义签了字。
无条件投降书保住了皇室，但这也为以后军国主义复活埋下了根患。为此，日本天皇对《波茨坦公告》起草者深为感激。1960年9月29日，日本赠给这位曾任美国驻日大使10年的约瑟夫·塞·格鲁一等旭日重光勋章，是由为纪念日美百年修好而去美国的皇太子夫妇特意带去的。
随后由盟国代表签字。
爱出风头的麦克阿瑟又抓住了一个作戏的机会。
他为签字准备了5支笔，并让从日本集中营刚恢复自由、惊魂未定的温赖特将军和白西华将军站在他身旁。他神气十足地坐下来，用第一支笔写下Doug，转身将笔赠予温赖特将军；用第二支笔写下Las，转身赠予白西华将军。第三支笔写下了MacArthur，另两支笔签署了另一份投降书。后三支笔中一支黑色的归美国政府档案馆，另一支黑色的赠给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还有一支红色的笔，他留给了自己的夫人。
盟国代表第二个签字的是尼米兹将军，他代表美国。中国的徐永昌将军、英国的布鲁斯·弗雷泽将军、苏联的杰列维扬科将军、澳大利亚的托马斯·布莱梅将军、加拿大的穆尔一戈斯格罗夫上校、法国的雅加·勒克莱尔将军、荷兰的赫尔弗里希将军、新西兰的艾西特将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了字。
"让我们祈祷，"签字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再次表达他的美好愿望："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
就在此时，上千架美军B一29轰炸机自东方而来，那摇天撼地的引擎声，仿佛就是麦克阿瑟所指的上帝的声音。
惊喜的小城：芷江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从对付共产党的两只手里腾出一只来，也在紧锣密鼓地操办受降事宜。他的这一只手同样是为了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指令中日双方于8月21日在芷江洽降。
芷江是位于湖南和贵州两省交界处、筑于沅水两岸的一个小县城，人口不足5万。但它占有湘黔公路的便利交通，有1944年美国人援建的机场。更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前4个月，冈村宁次为了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决战，在这里发动了大规模的"芷江作战"，结果以死伤2万余人惨败，被围歼的残存部队竟落到了以蛇鼠充饥的地步。蒋介石不无得意地把这一战事命名为对日的"最后一战"。
芷江于是有了光芒和重量，获得了百世不遇的殊荣。
8月21日的小城芷江妆扮得像个新娘，充满了惊喜的感情。城内搭起一座座松柏牌楼，上悬"胜利之门"的大字横幅。
许多人家的门头挑起了国旗，墙壁上贴着红纸的标语。人们扶老携幼涌上街头，警察像喝了七分的酒，指挥车辆的动作夸张而浮躁。尤其是那些从外地流亡到此的人，他们彼此拥抱，热泪涔涔地互问何日买舟东归。
机场的附跑道和外侧草坪上排列着成百辆吉普车和各种型号的军车。数千名中美军人拥集在指定的位置。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大多围挤在插着白旗的吉普车旁，摄影记者急于选择合适的角度，来回走动。在这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中，人们焦急地等待着。
谁知到了预定时间中午12点，仍不见日本飞机的踪影。人群中波动起不安的情绪。
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等乘坐的飞机正在经受一场特殊的考验。
日军同重庆方面的联系，过去为了避人的耳目，都是依靠私设的无线电台暗中进行秘密通讯，日本投降后，这些电台一夜之间都突然钻出来公开活动，究竟谁的情报更具权威，很难作出判断。至于洽降地点，有的报称在长沙，有的报称在福建建瓯，也有的说是在浙江玉山机场。后来经由日军驻上海陆军部证实，确认蒋介石指定的地点是芷江。
所以，一路上今井武夫心头疑云重重，唯恐有误。直至飞到常德上空，当6架美军P一54战斗机如预先通知的那样在云层中出现的时候，他疑惑不安的心才落了底。
但美军的战斗机不是来恭迎大爷的。这些心怀仇恨的调皮的美军飞行员，驾着先进的战斗机，像突袭那样，借助云层在日机的上下左右乱飞乱钻，弄得日机飞行员昏头昏脑，一度误将洪江当作芷江，耽搁了时程。
今井武夫一行乘坐的MC运输机，是为了顾及日军的体面，特意调用的冈村宁次总司令的专机，但是这架饱经战火、技术落后的飞机而今漆皮脱落，遍体弹痕，显得那样迟钝而寒酸。在美军战斗机饱含激情的骚扰和耍弄下，今井武夫内心混搅着惊慌、震怒、羞辱和凄凉。
他不禁咀嚼起八百年前的武将安倍贞仁战败投降时悲吟的诗句：
饱经岁月苦，
线朽乱横斜，
且顾残衣甲，
褴褛难掩遮。
12时11分，伫立机场苦候的人们终于看到了这架两翼下各缀一面日本国旗、两翼尾端分别拖着4公尺长的红布条的墨绿色飞机。这两根严肃的红布条可谓今古绝响，恰到好处地展示了蒋介石非凡的想象力，令芷江的历史性的天空无愧于历史。除此红布条外，蒋介石在给冈村宁次的电令中还规定了代表人数、飞行高度、到达时间、通讯波长、着陆顺序及所携带的日军战斗序列、兵力部署等。但除了着陆顺序被美军飞机夹在中间无法动荡外，其它几项都或多或少被擅改。即使是红布条也有人议论纷纷，说是比规定的短了一截，有失蒋中正的权威。
伟大的红布条后来被中美士兵撕成碎块留作纪念。
就在这架墨绿色的飞机盘旋下降的当口，一美军战斗机又顽皮地从高空对准它猛冲下来，贴着它的机头尖啸着掠过。这惊险刺激的喙头使被战争苦难压抑了八年之久的人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哄笑声。有人挥臂大喊大叫，有人竟至喜极而泣。
在潮水般的口号声和千百道针芒般的目光的逼视中，今井武夫在机舱门口亮相了。他头戴硬壳帽，小鼻子上架着黑框大眼镜，臂挎黑包，腰挂短剑，神情木讷地戳在那儿，好像尚未出道的演员第一次出场，随时会被剧场里强大的气氛压垮。
这时新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走过来。不知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还是顾及对方的面子，抑或是为了顾及共同的面子，遵照何应钦的指令，此时他佩带的是少校军衔。
陈"少校"用日语自报了官职和姓名，令日军投降代表下机列队，由宪兵搜查全身，没收了所有武器及违禁品。接着领日本人至插白旗的吉普车旁让记者照相。记者们你推我搡，镁光灯噗噗闪成一片，有的记者被挤倒在地，拍下了充满喜剧意味的特技佳作。今井武夫感觉又被辱弄了一把，绝望的孤独感升起，像黑暗的墙壁堵住了胸膛。
从机场去宿舍的路边挤满了中、美两国的士兵，他们乘坐的吉普车不得已停下好几次，让堵车的士兵拍照。
日军代表住处墙壁上画着硕大的白色十字标志，四周有宪兵守持。这是一座日本式的木板平房，有食宿房屋各一栋。宿处有六室，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木椅、木桌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等均为新置。到了这里，今井武夫才算在心理上找到了一点平衡，长长地吐了一口恶气。
参观过这座建筑进入客厅，气氛变得轻松了一些。今井武夫介绍了他的随员：桥岛芳雄大佐参谋、前川国雄中佐参谋、木村辰男译员、久保善助上士、飞行员松原喜八少佐、小八童正及雇员中川正治。加上他自己共8人，超过了蒋介石规定的5人。
8月15日上午，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的一小时，蒋介石亲自到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声称在这时候要恪守"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的"德性"，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在抗战中企图通敌、如今欲拉拢利用日本人反共的行径造舆论。基于这个用心，他所任用的洽降人员，均是与日本人有些交情或在日本留过学的"温和"人士。陈"少校"亦然。"七·七"事变前，他在北平新闻界工作，与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有过来往。
见是该把这一段故交挑明的时候了，陈"少校"便说："你认识我吗?"
今井武夫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记不起了。"
陈"少校"脱去军帽，说："你难道忘了我们在北平的谈话吗?"
今井已经判断出这是并无恶意的对话，便以轻松的口吻反问道："你怎么成了军人了?"
陈"少校"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你们日本上自天皇，下至女仆，全国动员侵略中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不应该从军抵抗你们的侵略吗?"
今井一时语塞，连忙说："是的，是的。"
陈"少校"满脸焕彩："我和你在北平的谈话，而今是否应验了呢?"
今井答非所问："命运，这是命运。日本再复兴需要30年。"
又谈了一会儿，便一道入席进餐。
洽降会场为原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通往它的左右两个路口各搭起一座牌楼，上面缀有V字，扎着"和平女神"；左边的还缀有"公理"二字，右边的则缀以"正义"二字。会场前的空地上高竖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下午四点，今井带领3名随员穿过这隆重的气氛，走进会议厅。
厅正中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它的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旗中间嵌着一个金字大"V"。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早已正襟危坐在受降席上。他的前面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条桌，右手坐着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手坐着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译员王武上校。
从别处赶来列席会议的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也在座，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背景阵容。中美记者一百多人，从狭小的会场一直挤到外面的走廊里。
会议开始。萧中将用很大的声音自报家门，主持完必要的程序，便逐一吃了今井的三颗软钉子。
第一颗钉子是当萧向今井讨身分证明时，今井说："本人没有携带身分证明，因为这次是来联系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不是来签定。"今井的话引起满座哗然。萧中将只得退一手，索看了冈村宁次的命令副本，然后松了口气，宣布作战命令也可算作身分证明。
当萧向今井索要蒋介石电令中规定带来的几份文件时，今井请他吃了第二颗钉子："电报已经收到，制成的略图已带来。但是台湾及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不属中国派遣军管辖，只能尽所知道的情况概要附录于上。"萧又退一马，说可以待后说明。
接着萧将军高声朗诵了陆军第一号备忘录。这是这次会议的主件，详细规定了受降和接收的步骤和要求。在递交备忘录时，萧又对核心问题作了强调，即要日军保管好各地武器和财产，不得交与没有接收权限的任何军队及团体。这是在暗示要抵制共产党接收。作为回应，今井武夫说："日军精锐武器都在满洲国。在中国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的武器都是陈旧的了。"此话为第三颗钉子。
萧将军被三颗软钉子碰得心里憋屈窝囊。正当他无法排解的时候，今井认为备忘录里有的条款还需酌议，提出在签字前再"询问几点"，萧将军迅速抓住这报复的机会，用极其轻松幽默的口气拒绝说："我看就不必了吧!"
几十个相机镜头便急忙集中在衔笔签名的今井少将身上。
当人们走出会场，晴朗的天空已挂起了重重阴云，但西面的天空还有一角阳光，映出东方云幕上的一道彩虹。
一位外国记者伸出大拇指说："虹，中国的虹！"
萧参谋长在会谈中虽未扬眉吐气，倒也不失大体。第二天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的表现简直是剥开了自己龌龊卑贱的灵魂，连带着扒开自己的祖坟，让八辈子祖宗跟着丢脸。
为了把受降仪式搞得堂而皇之，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先设前进指挥所，委派冷欣为主任，筹洽一干事宜。而冷欣始终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在与今井武夫会谈时，这几乎成了中心议题。
冷欣开门见山地说："中国陆军前进指挥所的有关人员，将先行飞往南京，请转告冈村宁次大将妥为保护。"
今井显得漫不经心地说："南京治安并无任何不稳定现象，请贵官放心。"
冷欣岂肯放心："那就请贵官出具一份文书保证。"
"在头一天的会议上，"记者严怪愚写道："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瘦小的身体摇晃不已，简直像一个猴子。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今井当然不会以尊敬的眼光对待这位仪表不尊的中将，此时更觉不屑一顾：
"这种文件非但没有价值，而且没有必要。日军恭候阁下光临!"
但冷欣依然追逐着这个话题："作为外交手续，无论如何要提出一个书面保证。"
以战败一方代表的身分，等于被铐着双手，同这样一个人格脆弱、毫无将军气度和胜利者强健的自信心的对手谈判，今井的体内又升腾起不服和受辱的感情。对手很轻，真正的对手是他自己，整个会谈的过程，他都在努力与自己搏斗。
今井最终战胜了自己，答应回南京后就此事发一电报代替文书。
比之今井武夫，飞行员松原喜八就缺乏这种自制的能力了，尽管伙食丰富，但他的食欲一直不振。他愤懑于色地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年已43岁，这一次打了败仗，恐怕在我一生中，这就是最后一次掌握方向盘了。回忆起当初，想不到会有现在这样悲惨的遭遇，的确感到万分悲痛。我们心爱的MC飞机，即使按偏爱的眼光来看，也算不上是什么出色之物，可我怕它遭受雨淋，总是一定要把它盖好，而美国兵总以好奇的眼光蔑视它。他们对几个人一起吆喝着、用手扳动螺旋桨的原始动作感到奇怪，像看把戏似地聚上来一堆人。我感到像割我身上的肉那样难受。我感到说不出的耻辱。因此饭食难以下咽。"
以军人的荣誉感而论，松原喜八比冷欣强。今井拍拍他的肩，赞赏他是一个纯洁的军人。
今井等人在芷江的三天时间里，始终被"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的迷雾包裹着。中方谈判人员与日本的亲缘关系，低佩军衔、周到舒适的食宿、谈判中温和的情调，原来准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谈判，由于美军的干涉，才改成分为主次的形式，等等，这些与日俄战争时乃木将军对待俄国将军斯特塞尔、甲午战争中伊东提督对待清将丁汝昌的方式大相径庭，对此今井武夫都颇有感触。
23日下午何应钦总司令接见了今井。今井脱帽行至何应钦面前，默然肃立，鞠躬达90度。何应钦对他们"不辞辛苦远道来芷江，表示慰问"，并再次暗示不得让共产党接收。今井自然心领神会。一小时后，今井武夫乘原机返回南京。
这天晚上，何应钦举行了一个"庆祝胜利"的鸡尾酒会。他捧着酒杯在烟雾缭缭的桌子间绕来游去，酒杯撞得叮当响。
一个并非不想讨好何应钦的记者凑过来问："请问何总司令，为什么接受投降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党一个接收地区?"
何应钦高高地扬起眉毛反问："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
记者又问："日本投降后，我们的政府对共党将作如何处置呢?"
"只要他们不捣乱，服从指挥，政府中是可以给他们一个位置的。"何应钦此刻并末喝多："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的武器。这是不能允许的。"
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何应钦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主管北越地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主管汕头地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主管长衡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管南昌九江地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主管杭州厦门地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主管上海南京地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管武汉宜昌沙市地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主管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地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主管平津地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主管山东地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主管洛阳地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主管山西地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主管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主管郾城许昌商邱地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主管广州海南地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管台湾澎湖地区。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尔声言："英国有权重占它的领地香港。"张发奎不依："只要委员长有命令，英国人敢动，老子就揍他!"蒋介石分别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乞旨，终是胳臂掰不过大腿。香港重又沦于英国之手。
但蒋介石却擅夺了中国共产党受降的合法地位。他打着"受降"的幌子策动内战，密令他的军队"抢占战备要点"。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运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54万余人。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防止中国被共产党拿过去，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地盘，直到把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等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是经过我批准的。"
这是冷战之剑最初的锋芒。
傀儡戏谢幕后谁来登场
南京西北新市区的颐和路一带，密集地排列着伪政府高级官员的宅邸。颐和路32号官邸本是为大汉奸汪精卫建造的，不料尚未造好他就因病一命呜呼，这儿便成了伪政府继任主席陈公博的"主席官邸"。这是一座很阔气的官邸，宽敞的庭院里铺设着草坪和花坛，漂亮的三层楼房洋气十足。8月16日下午，这里笼罩着凝滞、沉闷的气氛，树荫里传出的蝉鸣声使这里的人显得更加惶然。
楼房二层的主席会议室里，"中央政治委员临时会议"正在进行。与会的"部长"级干部们都苦叽着脸。陈公博神情沮丧地说："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日本方面已由驻南京大使谷正之知会我。事已如此，政府自应宣告解散。"
大树一倒，就换了季节，树上的枝叶旋即枯黄、凋零。在场的"部长"们相觑无语。见无异议，陈公博随之取出预先拟就的《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当场宣读，并煞有介事地慎重通过。宣言称："国民政府自汪主席领导以来，即努力于中国之独立完整，兹者其方法有所不同，然既已见和平之实现，故作为完成其使命者中民政府应予取消"云云，最后又给了自己热辣辣的一记耳光。
至此，成立于1940年3月30日的南京傀儡政权，做了5年又4个多月的恶梦，终于死在梦中。
次日，南京的《中央日报》刊出要闻："陈公博先生为全国统一敬告同胞：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大家起来拥护蒋主席。"当时有两种《中央日报》，重庆的为蒋介石抬轿子，南京的则为大日本吹喇叭。
数日后，陈公博逃往日本，后又自导了假自杀的闹剧。"部长"以上悉数被审判处决。陈公博亦被引渡回国判以死刑，丧命狱中。
在东北长春，另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巢穴，也是一副末日败象。闪耀在关东军总司令部大楼正面的菊花皇室纹章消失了；儿玉公园门口，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的儿玉大将的铜像，被砍掉了脑袋。伪满宫内府里烟火腾腾，在焚烧以往的光荣和劣迹。
8月13日，伪满皇帝溥仪捧着裕仁天皇赐他的三件"神器"-一象征"天照大神"的八版琼曲玉、铜镜、剑，带着他的金银珠宝、算命的什物和一部电影放映机，携皇后和"内廷"爬上御用专列"展望车"，凄凄惶惶地逃往通化的大栗子沟。路上一昼夜，溥仪只吃到一碗用啤酒瓶子擀的面片汤。
8月15日，当"帝室御用挂"吉冈对他说："天皇陛下宣布投降后，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时，这个贪生怕死、连苍蝇在嘴唇上落一下都要用酒精棉球擦半天的儿皇帝，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大磕其头，嘴里还一个劲地念叨："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见状也跪下来磕了一阵头。"御用挂"虽是日本人挂在儿皇帝身上的一把锁，但毕竟属"内廷行走"或"皇室秘书"之类含糊的差儿，须禀执宫内礼仪。
溥仪领着一群他称之为"丧家犬"的"大臣"和"参议"，面朝山青谷翠、鸟语花香的大栗子沟宣读了《退位诏书》。其事也工，其状也惨。
又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水泡儿破灭了。
溥仪同他的"臣室''于17日在沈阳机场欲逃往日本时被苏军拿获，押往苏联伯力战俘营。后被移交给中国，经过长期的监狱和劳教生活，蜕变为新人。
日本宣布投降之际，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占领了距南京仅100多公里的宣城，对芜湖形成合围，直逼南京郊县六合。新四军华东纵队游击队迫近南京市郊，出没于南京的屏障汤山和钟山。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随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投共。这一切使蒋介石焦虑不安。为了抢夺地盘，蒋介石一边紧急调遣他的精锐之师新六军。一边不惜暴露其本相与日伪合流，忙不迭地委任包括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在内的汉奸特务以各种头衔，指令其"维持治安"。
一夜之间，一批批大小汉奸和伪将领摇身一变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总队长"；一批批在沦陷区卧底的特务纷纷以"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的牌头出现。粗计仅"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就有八个之多。他们举着委任状和手令之类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乱闯。没准会叮在哪里吃一嘴，再拉泡屎。如同煮着一锅鸡头狗脑杂碎下水，翻腾滚沸臭气熏天。
最富有戏剧性的要数周镐这个人物的出现。他的表演把奸诈、灰暗、贪婪、混乱、狗犬之争咬等等揭示得颇为精彩。
周镐本系国民党军统特务机构派往南京的情报站长。1942年，周佛海曾通过军统潜伏特务程克祥向蒋介石"悔过"，由此与军统机关挂上了钩。周镐就于此时被军统派往南京，经周佛海委任，担任了伪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日本投降之际，按照军统头子戴笠的旨意，周佛海在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即任命周镐为总指挥部下属南京指挥部指挥，指令伪中央税警团的800人归他调遣，并补充了200多支汉司登手枪。
戴笠的本意是要周镐临时维持南京的治安，等待大军来接手。但周镐并无此老道和复杂，既然领得头衔，便甩开膀子过把瘾。
周镐倒也能干。16日晚，他把"京沪行动总队南京司令部"的牌子往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大门口一挂，即乒乒乓乓地干开了：接管伪《中央日报》；封存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封锁交通路口和车站码头，命令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并先后将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宣传部长赵尊岳、南京市长周学昌等47名汉奸要员逮捕，关押在储备银行的地下室里。伪陆军部长萧叔宣拒捕被打成重伤，不治而亡，此举在汉奸高层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乱子捅大后，不仅威胁到蒋介石受降、接收的如意算盘，使得蒋介石和戴笠怒火中烧，而且也把大汉奸陈公博逼得气恨交加，起而对抗。
陈公博对周佛海瞒着自己与重庆暗中联络，早已察知并心存不满，且早已认为周镐是周佛海的亲信。如今周镐这么一折腾，陈公博便料定是得之于周佛海的指使。陈公博一是担忧自己的性命，一是咽不下这口气，便暗中策动在伪中央军校任教育长的亲信何炳贤带领学生反击。
以步枪、重机枪和野战炮武装起来的伪中央军校的学生兵分两路，一路在颐和路设置岗哨，封锁路口，保卫陈公博公馆；一路往新街口及西流湾等处，严密包围了储备银行和周佛海住宅。周镐一方亦堆筑起沙袋工事，准备角力。
周佛海见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怕累及自身，一边想法制止周镐，一边打电话给陈公博要求沟通。陈公博怒气冲冲地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向集合在这里的一千多名军校学生说清楚周镐行动的真相!"末了又补充说："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于是乎所谓"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向刚卸职的伪"政府主席"，或者说一个大汉奸向另一个大汉奸登门谢罪去了。
周镐于18日被冈村宁次的参谋小笠原中佐抓捕，南京指挥部亦被取缔。周镐后被转交戴笠关押审查。
周镐身陷囹圄，自忖何罪之有?由此对军统和国民党心怀怨恨，经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引导弃暗投明，后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周镐之后，由一个叫任援道的以"先遣军司令"的名义维持南京"治安"。此公原身兼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苏浙皖绥靖主任及海军部长等重职。这次摇身一变亦有蒋介石侍从室"奉谕特派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司令，负责京苏一带治安"的密电。然而当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时问起此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任道援虽曾申请担任南京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但未予批准。"
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日军《移让手续未完毕前日军仍然维持治安》的布告：
一、禁止提灯游行，及其他一切团体之运动；
二、禁止不必要之广播、出版物，以及其他一切言行；
三、除规定之国庆日外，不得悬挂国旗。
如有敢违上列各项者，决依军法严惩不贷，仰各凛遵，切切此布。
大日本皇军南京防卫司令部
25日，新六军一部空运抵宁。
27日，冷欣率前进指挥所200余人乘7架美军运输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陆。冷欣走下飞机，恭候多时的今井手执冈村宁次的名片迎上前来。如约定的那样，从机场到招待所，处处是相背而立的日军。轿车由日军装甲中队护卫，武装摩托车先导，小笠原身披绶带端坐在摩托车斗内指挥，警笛尖啸。冷欣绷紧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
次日的《中央日报》刊出特大号黑体字新闻标题：
"英勇战士天外来，冷欣中将昨抵京"。
9月8日中午12时左右，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乘坐"美龄"号专机，在9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明故宫机场。中外记者蜂拥到机旁，各界代表和群众挥舞着旗子大声欢呼。两位女学生代表南京市民向何应钦献上鲜花和一幅绣着"日月重光"的锦旗。另一位女学生则代表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献上一幅写有"党国干城"的锦旗。
当晚，何应钦在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何应钦无比感慨地说："记得(民国)26年11月26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信念，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
伤感的"三九良辰"
1937年12月，30万中国人的鲜血，洗去了六朝粉都的秀色，南京沦为一座鬼城。如同陈旧破损的黑白影片一样，街道两侧的树和稀疏的行人就像影子，在没有光色的岁月里匆匆走过。而今这座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城池复活了。主要街道上到处搭起翠绿的牌楼，到处点缀着"和平"、"胜利"的金色字眼和"V"字标记。黄埔路两旁，每隔50米都竖着一根三色旗杆，联合国的旗帜在晴空飘拂。人群和爆竹四处流溢。在这纷繁的喜庆气象中，有一条红布横幅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横幅上的大字为：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9月9日9时，中国的政治家们根据星相家的感受，选定"三九良辰"举行受降典礼。
会场设在中央军校礼堂。这里的布置同样隆重而热烈。星罗棋布的宪兵警卫闪烁着蓝光的钢盔和冲锋枪，往这高扬的气氛中打进了冰冷的楔子。
礼堂内受降席的两侧和二楼的观礼席上，400余名中外官员和记者已经到位。
礼堂顶部的水银灯忽地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光芒四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率领四名受降官走进大厅。全场来宾肃立致意。
1935年5月，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蓄意滋事，派人指使日本租界内的青红帮刺杀了伪满《振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反污称为国民党特务所杀，借此提出一个《何梅协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承诺了这个协定，使得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为两年后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抗战八年中何应钦与日寇也没少勾搭。此时的他难免心虚气短。
何应钦总司令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受降席中间的位置坐下，挺直腰杆，压平目光，用力摆出一尊刚柔相济、胸揽八极的风范，但怎么也摆脱不了一幅慵懦无能、奸柔取巧的"贰臣"模样。
他的右边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左边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翻译王武上校立于何应钦身后。
8点58分，在中国陆军中将王俊的引导下，冈村宁次领着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等6名投降代表进入会场。
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到南京传达天皇的《终战诏书》时，曾不无疑惧地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听说这里的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我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会扣留我吗?"由此足见冈村宁次作为死硬派是出了名的了。
冈村宁次陆军大将视投降典礼是绝大的耻辱，好在受降主官是何应钦，这为他多少排遣了一点邪火。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形。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见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当时可能是总参谋长)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这段"奇缘"在目今情境下是否还靠得住呢?冈村宁次要考验考验，他违反无条件投降的规定，派人向何应钦索阅投降书，这本是断然不能允许的，但一向手面小的何应钦竟然于9月8日晚秘密派员送达了冈村宁次。这段"奇缘"到底还是块纯金。
冈村宁次吞下何应钦这副镇静剂，领着6名投降代表行至受降席前，向他的"亲密友人"行45度鞠躬礼。随后，他们入投降席落座。
日本投降代表坐定后，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是两张脸的对峙。这两张脸的后面都有另一张脸，它们重合或分开，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不知道何时是真，何时是假。
此时的何应钦庄重宣布："记者可以摄影5分钟。"
冈村宁次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加上头顶四盏水银灯的强烈照射，何应钦这味镇静剂也顶不住了。于是他又调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以调整情绪安心定神。
随后按照既定的程序，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他的一枚水晶图章给目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冈村宁次参与过两次中、日双方停战协定的签约。一次是1932年5月5日的《淞沪停战协定》，一次是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那都是他的光荣和骄傲。他把今天算作第三次。相比之下，宛若云端与地下，他被这有力的两极撕扯着，巨大的仇恨和痛苦难以自制。
投降书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当他捧着投降书至受降席前敬礼时，何应钦即站起来致以答礼。按预先的规定，在整个仪式中投降者须敬礼三次，而受降方均不作答。何应钦此举又撩起冈村宁次的感动："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的道德!"
何应钦虽是个懦弱寡断之辈，但也有阴狠毒辣的性格。西安事变时，这个时任军政部长、把持着军权的亲日派极力主张采取强硬手段，派机轰炸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在把蒋介石逼上绝路，他好取而代之。何应钦的这一面只是从来没有朝向冈村宁次而已。
十多分钟后，仪式结束。
太阳旗从天而落，尖叫着扭曲着化为一股黑烟。120万大日本皇军悲壮地举行焚旗仪式，与光荣和梦想告别。
但败者败犹未败。签署了投降书后，冈村宁次恶狠狠地对他的部队下达了感情混乱的训示：
"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现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须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
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而胜者胜犹未胜。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津浦线视察接收的准备情况时，对所在地的日军官兵宣称：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蒋介石终于揭去伪装，公开与日寇联手反共。冈村宁次以他"剿共''的经验，利用和被蒋介石利用，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高参，逃脱了历史对他的严厉惩罚。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各级司令部均改称"善后联络部"，全部日军自动解除武装，成为"徒手官兵"，被送往集中营。除东北外，中国共有日俘1285000多人，日侨784000多人，另有韩国俘虏和侨民65000多人。1945年10月开始从广州、上海、青岛、烟台、大沽口及秦皇岛遣送回国，次年6月全部遣返完毕。
共产党的资本。
共产党自抗日战争爆发之日起，即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力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9月，在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之际，八路军在平型关和雁门关一举击溃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一部，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念。此后八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殊死血战，粉碎了敌军一次次残酷的剿杀，在烽火前沿不断成长壮大，正规军发展到100多万，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使敌军闻之丧胆。至抗战胜利前夕，对敌作战共计125000余次，毙、伤、俘敌伪军1714000余人，其中日军527000余人。收复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超过1亿。日军占领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济南、青岛、徐州、郑州、洛阳、开封、武汉、安庆、合肥、南京、镇江、上海、杭州、广州等大中城市均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包围之中，沿海地区也大都为八路军、新四军所控制。
蒋介石肆意侮弄历史，借助国内外反共势力，擅夺了共产党受降的合法地位。1946年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称要"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下令对全国各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挑起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内战。结果是把自己逼得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经过一番拼命挣扎，才湿淋淋地爬上了台湾岛，留下一条活命。
历史的面貌和意志是不容丑化和违逆的。历史将对一切罪人作出公正的判决。
蝗虫大军疯狂劫收
敌伪财产本系沦陷区人民的膏血，国民党政府及四大家族垂涎已久，必欲攫为已有。9月5日，陆军总司令部即成立了接收计划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委员。蒋宋家族当仁不让，行政院院长宋子文10月报请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由陆总主持外，一切"逆产"的接收与处理大权，统归行政院独揽。
这是千载难逢的捞肥发横财的机遇。"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不如坐着不动的"。一时间京、沪、平、汉等各大城市忽地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构，接收大员成了风云人物，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见到什么都像饿疯的野狗猛扑过去，不惜相互倾轧。真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黑暗过去后出现的光芒，只是沦陷区人民群众想象中的一瞬。当光明像流星一样从夜空划过，他们苦难的眼中又噙满了痛苦和绝望的泪水。贫困的人民群众愤怒而又无奈。重庆的晚报上刊登了这样的讽刺诗：
*水残山殊不恶，
断歌零舞倍关情；
百官耗尽陈仓粟，
又办归舟向二陵。
其实，发国难财的争夺由上到下，一开始就趋向白热化，有的后来竟发展为动刀动枪的流血冲突。
在芷江的一次会议上，交通部同军政部就争咬起来。
交通部一个姓项的代表说："抗战八年中，我们交通部的汽车已损失殆尽，希望接收日军车辆能与军政部平分。"
军政部的代表杨继曾立即反驳："凡军用车辆统统都归军政部接收，地方的民用车辆则归交通部接收。二者不能混淆，否则我们无法向上锋交待。"
双方争执不下，萧毅肃便出来和稀泥，实际上是胳膊肘子向里拐："樵峰对我说，他希望交通部能接收到1500辆车子。将来我设法满足这个数字就是了。"樵峰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的别号。
他们挑着旗号明里争夺，是为了暗地里私自多瞒多贪。此后,双方各得多少均未诸公报，被私下吞没的不知有多少。陈诚的嫡系军长胡琏不无炫耀地对人说，他私自接收无帐可查的有一千多辆，还说他亲眼看到何应钦送给亲友20多辆新型轿车。
何应钦不狂嫖滥赌，不吸食烟毒，也没纳过妾，以当时军阀官僚的作派来对照，绝对可算得上是"廉洁正派"的。在接收中他依然"廉洁正派"。他只公布了武器弹药、飞机、舰艇、马匹、汽油的数目；而大量的军粮、罐头食品、布匹呢绒、服装、医药器材、小轿车等等均末公布，全被以他为首的大小硕鼠私吞了。他在劫收中到底聚了多少财呢?当时南京某报搞了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把他列在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称他的豪华别墅遍布
于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各地。
这给蒋介石的嫡系、一向与何应钦争权夺利的军政部长陈诚抓住了把柄，大力攻讦何应钦贪污腐败。但陈诚的贪污行径更其旺烈，且不说他本人揽入私囊的财富无以计数，单是他手下几个亲信的丑行便十分惊人。
一是陈诚的参谋处长，被委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谢士炎。他一到任，日军驻武汉兵团司令就在日租界设盛宴隆重款待。席间有12位日籍少女陪酒，谢一晕再晕，灌得死去活来，被12少女拥入卧室。谢被少女迷住，成了这里的暗客。伪武汉警备司令见其已入圈套，暗中贿送租界的洋房三座，别克牌轿车三辆，金条200余根和伪储备券两汽车。二是陈诚一手提拔的战车总队长石祖黄。他在接收中私占了北平和天津两座日军高级将领的大公馆，又在南京湖南路盖了一座大公馆。这三个公馆皆有花园和假山，装璜得富丽堂皇。这还仅只是不动产。三是其亲信莫与硕到广州接收盗卖军火，事不精细被舆论逮住，陈恐引火烧身一枪把他崩了遮丑。
南京的日伪官员多如牛毛，到处是肥得流油的大肉。接收大员到达后，即与日伪合流，整天忙于抢占公馆，征调汽车，封存物盛资。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斗鸡闸一带众多的公馆别墅，最阔绰的被何应钦、萧毅肃等总部高级将领霸占，余下的处长科长各得其所，各色高档家什尽其享用，用不完的就变卖为金钱。汤恩伯手下有一个贺鸿棠，在接收中捞到大批金条，他以此为资本在南京太平商场开设庚源地下钱庄，专门以高利贷吸收官僚和军棍的黄金存款，生意极盛，黄金存款疾增到万条以上。变卖敌产的有之，倒腾黄金的有之，强占人妻的有之。一时间全没了秩序，到处都是野山恶水，山上站着草头王，抡巴掌拍着毛乎乎的胸脯叫嚷：什么他妈的王法，老子就是王法!有的甚至给汉奸定下价码：小汉奸出法币30万元，巨奸大恶拿出大堆的金块，即可免罪赎身。
上海集中了东南地区半数以上的敌伪产业。军方派员、潜伏特务、地痞流氓及被策反的伪军，像一场蝗灾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满世界地漫溢。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走；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的接收，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买帐的帮伙峙力争抢。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一处日军俱乐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多次火并。为争夺伪考试院长陈群在宝应路的大公馆，忠义救国军先遣总队与第三战区某战地宣导组大打出手，后发现陈群在宝乐安路和蒲石路另有两处小公馆，双方才坐下来嚼舌头分赃。
最富于戏剧性的要数对邵式军住宅的争夺，它不仅暴露了反动集团内部派系之争，"天上"与"地下"之争，而且"上海闻人"杜月笙参与密谋，假手此事杀鸡儆猴整顿帮规，直到惊动了委员长。
邵式军祖父为清代台湾巡抚，父亲亦为招商局大股东，邵式军本人任伪税务总局局长，因此家财无数，素有"财神爷"之称，住于爱棠路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宅邸里。身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军事特派员等要职的吴绍澍一到上海，便没收了邵宅。此事原本也寻常。但吴绍澍权势薰天，年方40就因"吴"、"雨"谐音，被人"雨公"、"雨公"地满世界叫，弄得他竟连与自己素有深交的戴笠、杜月笙、吴开先、周佛海等人都不放在眼里。
这帮人哪能吞得下这口鸟气，于是联手整吴绍澍。先是在吴夜里乘车回家时打了三记黑枪。吴的骄盈之气并不收敛。而后戴笠又把邵式军的老婆召来，又像教唆又像审问地盘诘一番，就把她安排去见宋子文。宋子文此时正以"行政院长"的身分在上海劫收，这爿银行那家纱厂正忙得热乎。见到宋子文，戴笠先把事情绘声绘色地渲染一气，邵式军的老婆再以女人的复仇之心递上状子。她说住宅被占，除了家具和所有衣物外，她还丢失了大量珠宝、黄金和美钞，假如这些东西能够清查出来，她心甘心情愿"输财报国"，但任其隐没肥私，她会死不瞑目的。见钱眼开的宋子文被说得垂涎欲滴，俨然以一幅公家面孔在呈文上批道：交戴局长彻查。
戴笠捧着这位九千岁的谕旨，马上调动十来个手下人，换上警服，闯进邵宅，直奔邵家的保险箱。保险箱当然是空的。戴笠也不多说什么，掉头就走人。吴绍澍手心里捏着一把汗：有一只装满古玩和摆设的皮箱就在办公桌下藏着。戴笠走后，吴绍澍在他的办公室徘徊到深夜，感到只有亲自去重庆跑一趟。
吴绍澍到重庆后，先是每位菩萨一炷香，逐个拜见了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蒋经国等人，初步得到的印象是，接收的本身不是大事，关键在于他必须从他的一大堆乌纱帽中拣出几顶扔掉，避开风头消消灾。这么着再一疏通，事情果然就解决了。最后见到蒋介石时，他说自己年轻资历浅，各方照应得不周到，应引咎自责，着实自我贬损了一番。蒋介石半是教训半是安抚地讲了一遍话，满天星斗就化为晓风残月了。
戴笠借此事在上海强有力地摆显了权威，出了一口闷气；杜月笙借戴笠的手整顿了帮规；而吴绍澍则演了一出"割须弃袍"的戏。后来吴绍澍办的《正言报》伪装进步，在什么事情上说滑了口，被人密告蒋介石，蒋介石还重提起这件事，说："吴绍澍拜杜月笙做他的学生，背叛了杜月笙。又同戴笠弄翻了，戴笠要杀他，我觉得他还年轻，救了他。现在他居然要背叛我了!"算是邵式军住宅接收纠葛的余响。
邵式军住宅只是数以千计的劫收资产之一，劫收大员一夜暴富者见多不怪。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胃口极大，手段又阴狠，在劫收中也属一个显赫的角儿，就是在向蒋介石和宋子文吐血孝敬之后，仍有大批房产、汽车和日本人办的东方渔业公司及40艘机轮渔船，一家大型锯木厂和一家三合板工厂，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和东方图书馆等。戴笠在北平也抢了几座装满物资的仓库，一家无线电器材厂，一家中型旅馆和许多金银珠宝古玩。在戴笠的带领下，大小特务个个欲焰熊熊，使出浑身的解数聚敛逆财，洋房、汽车、金条和汉奸的小老婆、日本女人什么都要。他们还走黑道搞绑票勒索，上海最有钱的棉纱商人荣德生便被绑去30万美元。有一个特务强占的房产达20多幢。一次戴笠在杜美路召集500多军统特务开会，特务们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种豪华轿车就停满四条马路，连戴笠也不免吃惊，不得已下了一道命令：凡赴集会乘坐的汽车，一律不准停在附近。
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到处是昏天黑地，接收大员们无所顾忌地你争我夺，到处是物欲横流。仅取几个小样，便可管中窥豹。
负责平津接收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让他的胞侄孙敬亭任天津市政府参事，到天津劫收。有一个叫戚文平的，自称是国民党游击队的头子，劫夺了一二十斤重的大块白银几十箱密藏在一个地下室里，孙敬亭侦知后，即以十一战区名义予以封：存塞入自己腰包。武清县伪县长柳世平是块肥肉，孙敬亭就一面说他罪大恶极要法办，一面暗示他自已有办法帮他解脱，于是柳世平的金条、房产、汽车、买卖、布匹及其它存货，大都归到孙敬亭的名下，而柳的罪名也一笔勾销。有一个海军上校刘乃沂，被派往天津接收仅半年就成了巨富，拥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半打，汽车数辆，金条和珍珠用桶装。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主管广州，他先霸住了各金融机构，自发布告禁止汪伪中储券流通，并用重庆的法币以不合理比价强行兑换，从中牟得暴利。有人在中华路欢迎"中央"派员的牌楼上挂起一只吊钵，意示"中央"回来了，老百姓就没米下锅了。"中美合作所"的小头目蔡春元、谢大傻等人窜进广州后，第一步就是劫走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籍商人，勒索钱财。平时他们进金饰店拿首饰，进茶楼酒馆大吃大喝，从不付帐，谁如果向他们要钱，他们立马拍着腰上的手枪恶眼骂道："老子出生入死抗战多年，你这点东西值个屁!再不识趣，老子就锥你几个洞!"
第六战区成立了一个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负责接收武汉及湖北境内所有的敌伪物资。该战区副长官郭忏利用他担任的主任委员的职权，收受了大批日伪贿赂的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等计在500亿元以上。这些东西除大部变卖外，用轮船将10辆汽车和其它物资运往南京，打点各路官长。在行政系统的接收改由行政院主持后，郭忏从他的私库里拿出价值40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赠给第六战区长官部、六战区兵站总监部和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的官兵家眷，以买好部属。有人检举他受贿之巨并庇护汉奸，因他是陈诚和蒋介石的亲信，不但安然无虑，而且还平步青云，步步升官。还有一个报痞子徐怨予，因与中统特务挂上了钩，担任了"中央通信社"武汉分社社长，到武汉后即乘机大肆窃掠。江汉路50号千代洋行的四层大楼储放着各种商品，二层和四层有四个库房存满了照相器材，徐怨子将这些器材全部偷运出来攫为已有，计有30多吨，价值三、四十亿元。此外，他还窃掠了投敌的军阀方本仁和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的大批财物。方本仁住宅所存50多只皮箱、几百件家具用品及货物，徐怨予连搬三天，将其洗劫一空。石星川的家也被徐搜劫，汽车和大量什物都被徐占有。
接收中贪污受贿抢劫偷盗浊浪滚滚，弄得民怨载道，举国愤怒，但蒋介石一手遮天，一手捂地，硬是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庇护在自己的卵翼下。其实这也是最大的劫夺者蒋宋豪门对自己的庇护。
宋子文从陆总手里争到接收大权之后，把权力统统捏在自己的手心里，以便于择肥而噬。他除了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包办之外，还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由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交清价款，可按估值七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于是，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贬值法币等手段，劫取了几乎所有大的工商企业。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纺织工业发达，"棉纱大王"荣德生等资本家纷纷伸手抢夺。宋子文初时不动声色，等到节骨眼上，成立了"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亲自指挥他的爪牙四处出击，挤掉民族资本家，将全国的纺织工业一把夺尽，实现了他官僚资本的垄断。
战后蒋宋豪门仅从天津、上海、青岛和广州四个区域，即劫得了六万亿元，这相当于当时国家预算支出的四至五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野蛮劫夺，大发横财，再加上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猛升，国统区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闹灾荒，大量青壮年劳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税和田赋，国统区的人民被推上绝境。城市里不要说穷苦的工人，连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学教师每小时授课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千元。广大农民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竞至易子而食。国统区饥民遍野，饿殍载道，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地火熔岩突破了地表，人民站立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城市的学生和工人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大罢工；农民组织起来武力抗租、抗征、抗捐、反抓丁和惩办恶霸，猛烈的"抢米"风潮如火如荼。国统区人民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直接配合了解放区的武装斗争。蒋介石狗急跳墙，以"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的罪名"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决心亦下，挥动历史之手，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动员令。
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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