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休息两天后，身体稍有康复，他又勉强去上课了。每周四小时的“中国文学史”，他已接连讲授了三年，最近他才把缺着的一部分关于戏曲小说的书籍买好，准备以新史观写一部深入浅出的《中国文学史》。材料虽已齐备，因身体不好，不能动笔。
5月间，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这一反帝爱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6月9日，北平学生集会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包香烟要数万元。为了欺骗收买知识分子，他们发了一种配购证，可用低价购到“美援面粉”。这一香甜的诱饵，对贫困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月18日，朱自清正坐在籐椅上闭目养神，吴晗来到他的家里，给他看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面写道：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看毕默不作声，伸出颤动的手，拿起笔来，一丝不苟地在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知道，这一举动对自己家庭的生活将有很大的影响。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夏天到了，健康毫无起色，胃疼与日俱增，身体极为虚弱，但他仍不肯静下心来休养，只要疼痛略好，就伏案继续编《国文读本》，读自己喜欢的书。7月2日，他读完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9日，他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的声明上签名后，开始读《知识分子及其改造》，这是一本青年通俗读物，是孩子从校里带回来的，他看得津津有味，认为“它的鲜明的论点给人以清新的感觉，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实是很重要的”。他还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外，每天坚持轮流看一本英文书和中文书，利用休息时间读诗。有时，晚上还练习书法。真是生命不息，苦学不已。闻一多全集的编辑早已完竣，该着手结束工作了。
7月中旬，他开始整理闻一多手稿，这是相当繁重而沉闷的事，他衰弱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持了，但他还勉强支撑着。陈竹隐劝阻无效，遂在他的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桌边放了一个痰盂，好让他要吐时便吐，身体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床上歇一会儿。朱自清把闻一多手稿进行了分类编目，一共是254册又二包，都存在清华中文系里。闻一多的《全唐诗人小传》是未完成的工作，他计划在下学期组织清华中文系同人集体编写，扩充内容，改名为《全唐诗人事迹汇编》。7月15日上午，他抱病召集了闻一多全集编辑委员会会议，报告了遗著整理和出版的经过，以及有关事项的处理决定，宣告这个委员会解散。下午，出席中文系教授会，复审毕业生学分，以便决定他们的文学学士学位，并交代了系务，因为他下学年又要休假了。
晚上9时，清华学生自治会在同方部召开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朱自清应邀出席。会场没有电灯，点着两枝蜡烛，台上挂着闻一多画像，长髯飘拂，口含烟斗，栩栩如生，气氛庄严肃穆。朱自清站在台上，用低沉的声音报告闻一多全集编纂和出版的经过。最后他告诉人们说：“又找到两篇佚文，没有来得及收进去，很遗憾。”
这晚天气闷热，没有一点风，许多人都脱去外衣，只有他一直到终场，没有脱衣服，也不出汗。对闻一多全集编辑工作，他出力最多，吴晗回忆说：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补正……他拟定了目录，选编了尺牍，发表了许多篇未刊的遗著。并且，在他领导之下，动员了中国文学系全体同人，分抄分校，分别整理这集子以外许多著作。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成的。
一天开了三个会，劳累过度，胃疼更具频繁了，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竭力支撑，不让自己倒下去。
7月23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召开座谈会，讨论“知识分子今天应该做些什么？”吴晗特地到他家里邀请，和他一起从北院漫步到工字厅，朱自清身体衰弱，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他断断续续地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工字厅里人很多，座谈会已经开始了。闻家驷看他到来很是吃惊：
那天天气郁热，他却还穿一件绒线背心。背脊骨显然比以前弯得更加厉害了。脸色惨白，瘦得尤其可怕，简直叫我见面不认识了。他坐在一旁，静听别人发言，待了一会儿，才用喑哑的声音开始发表意见。他说：我没有多少意见，只讲几点。
第一点是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政治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像工程师，除了劳心之外，还要同时动动手。士大夫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与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不同。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着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以后才有的，例如刚才所说的大学教授等等。
第二点是觉得大学生应该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话，如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靠出卖知识为生的，好像就不大对。
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
第三点关于刚才谈到的优越感。知识分子们的既得利益虽然赶不上豪富们，但生活到底比农人要高。从前的士比较苦，我们的上一代就是提倡节俭勤苦。到资本主义进来，一般知识分子才知道阔了起来，才都讲营养讲整洁，洋化多了。这种既得利益使他们改变很慢。我想到以前看《延安一月》的时候，大家讨论，有一个感想。就是一个人如果落到井里去了，在井旁救他是不行的，得跳下井去救他，一起上来。要许多知识分子每人都丢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看到张东荪先生的文章，说不用跳下井去，可以把一般人拉上来和我们一样，觉得放心了许多；但方才听袁翰青先生的话，说增产的过程很长，要十年二十年，又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他声音虽然衰微，但很清楚，也说得生动，因此博得与会者的共鸣，大家都笑了起来。散会后，闻家驷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朱自清笑说：“我看到你那篇文章了。”
原来前两天闻家驷在《中建》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闻一多死难两周年的文章，里面提到朱自清为闻一多整理遗著的事情。下午，座谈会继继进行，朱自清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胃疼仍然折磨着他，人很疲劳，但他还是不肯静心休养，不但继续编《国文读本》，还准备写一篇《论白话》的文章，终因体力不支，进展很慢，写了一些就搁笔了。
一天，一个学生带着弟弟来探望朱自清，从书房窗口望见他正半躺在帆布床上休息。书房摆设陈旧，靠窗一张木板钉成的破沙发，旁边矮凳上搁着最近出版的《观察》和《知识与生活》等期刊，非常整齐，靠墙是几架书橱。朱自清让客人坐在沙发上，用低沉的声音说：“又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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