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中国公学，朱自清更进一步地凫进了文艺新潮。当年文学革命之树，如今已是叶茂根深，鲜花满枝了。一些先进的文艺青年亟思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杂志，以便在一个鲜明旗帜下，集结力量，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发表自己的创作。1920年底，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文学研究会，翌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大会，并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宣言”与“简章”。接着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下设小说、诗歌、戏剧、批评、杂文等五个小组。叶圣陶便是该会发起人之一，又是诗歌组的成员。朱自清也是该会成员，入会号数为59。文学研究会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认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是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旗帜的文学团体。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骨干郑振铎等人南下上海，与沈雁冰等汇合，组成了以上海为基地的阵营，叶圣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五四运动以来，复古主义者就沆瀣一气向新文学阵营发起进攻，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新诗。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些留学美国的教授胡先骕、吴宓、梅光迪等，自我标榜“学贯中西”，以“新知”来提倡“国粹”，维护“圣道”。他们讥讽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大张旗鼓，以讨论诗学之名，行攻击新诗之实，大量刊登古诗，叫嚣新诗“亟待研究之点颇多”，态度十分猖獗。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都是新诗人，对此岂能坐视不理？他们联系俞平伯，商量出一个专门倡导和发表新诗的刊物，与复古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抗争。他们的计划得到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这时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马上写信告诉他：“《诗》决由中华书局承办，已定。”
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
归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
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
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
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量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预告”刊出后，他们加快了筹备工作。10月底，《学灯》上又登出了《〈诗〉底出版预告〈二〉》，宣告：“创刊号准予明年1月1日出版”，内容为“一诗，二译诗，三论文，四传记，五诗评，六诗坛消息，七通讯”。预告登出后，受到了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
《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它标志了从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并义正辞严地宣判了旧诗的死刑，以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向复古主义者挑战。
《诗》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63页，于1922年1月出版时，用的是“中国新诗社”名义，其实，并没有这个组织。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和刘廷陵，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们经过商量后，遂于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声明，“将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并于下一期刊物的封面上，标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的字样。刊物由叶圣陶、刘延陵具体编辑，刘延陵“最热心”，“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朱自清也花了不少力气，他常和远在北京的俞平伯通信，讨论新诗创作问题。俞平伯常将自己的诗作寄来，朱自清对他的《小劫》一诗赞不绝口，说它是“意境殊胜，音节底单缓和美，真是无以复加”，“妙在能善揉古诗音调之长，要施以一番融铸工夫，所以能悦耳，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是一篇“光明鲜洁”之作，遂将它刊于一卷一期之首。
《诗》月刊主要以创作为主，奉行的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宗旨，比较广泛地暴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诉说知识分子的苦闷。朱自清为刊物写有不少诗篇，在《宴罢》一诗中，他通过一个宴会的描写，将“酒够”、“乐足”、“脸红”、“头晕”的宾客，和伺候客人而显出“饥和惫的颜色”的仆人阿庆进行对比，表露了自己的心情：
今天真的侮辱了阿庆！
也侮辱了沿街住着的
吃咸菜红米饭的朋友！
诚挚地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诗》月刊对当时诗坛的另一贡献，便是对小诗的倡导和讨论。那时正是小诗创作的萌发时期，周作人在《诗》刊上大力介绍日本小诗，朱自清对周作人的热心很是感动，也写了《短诗与长诗》一文，对小诗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探讨，认为有些流行短诗“只有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正和旧诗、词和散曲里所有的一样！因此不能引起十分新鲜的兴味；近来有许多人不爱看短诗，这是一个重要的缘故。长此下去，短诗将向于疲惫与衰老底路途，不复有活跃与伶俐底光景，也不复能把捉生命底一刹那而具体地实现它了。”他希望作者们不要形式地学习外国小诗，而要“兼采日本短诗与《飞鸟集》之长，先函养些新鲜的趣味”，以改变自己“单调的作风”。他主张小诗“贵凝炼而忌曼衍”，在艺术上应“重暗示、重弹性的表现，叫人读了仿佛有许多影象跃跃欲出底样子”。因此他要求作者要用“极自然而又极慎重的态度去写短诗。”他身体力行，为《诗》写了三首小诗，以极其精炼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内心刹那的感兴。他把其中两首抄寄俞平伯，得到俞的称许。30多年后，俞平伯在忆及此段因缘时，还赞不绝口：
其时小诗很流行，我的《忆游杂诗》，全袭旧体诗的格调，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诗，有如“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语简意长，以少许胜多许。
《诗》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徐玉诺、王统照等都为它写过稿，共出了两卷七期，至1923年5月停刊。它犹如一枝迎风招展的鲜花，透露了新诗世界的春天信息。
当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正为《诗》月刊的出版而努力奋斗时刻，他们执教的中国公学却闹起了风潮。起因是旧派教员煽动部分学生驱逐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并攻击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等七八位新教员。中国公学教员多为北大学生，于是请胡适出面调解，胡适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对此次风潮情况略有记载：四时，到水榭，赴中国公学同学会。上海中国公学此次风潮，赶去张东荪。内容甚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班旧人乃想拾出北京的旧同学，拉我出来做招牌，岂非大笑话！
他们攻击的新的教员如叶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这种学校，这种学生，不如解散了为妙！朱自清曾向刘延陵提出一个强硬的办法，即中学部停课以支持大学部，就担心一向持重的叶圣陶不会赞成。谁知一经提出，叶圣陶立即赞同。他对风潮中的妥协派早已怀有极大的怒忿。但“新人”毕竟斗不过“旧人”，学校并没有“解散”，“很好的人”却被解聘了。
在残蝉声断梧叶萧索的深秋季节里，朱自清接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聘书。
风澹荡，
平原正莽莽，
云树苍茫，苍茫，
暮到离人心上。
——《沪杭道上的暮》
他怀着离索的心情，行色匆匆地从上海赶到杭州。学校当局对他很热情，听说叶圣陶也在上海，便请他代为邀聘，朱自清立即给叶圣陶去信，回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朱自清大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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