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给党中央写信】
有人说，“成人”与“孩子”的惟一区别是：前者做事有所顾忌，后者做事无所顾忌。杨俊生的二弟杨东明，被囚时20周岁，对付“专案组”很有办法。一次学习，东明搬了个小凳子，背对着毛主席像读“毛选”。
彭铎抓住了“把柄”：你为什么屁股对着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东明眼珠一转，不慌不忙地答：“你去过人民大会堂吗？每次开大会时，主席台上，领导人的屁股都对着毛主席像，也反动？”彭铎暴跳起来，却也无可奈何。
杨俊生的小弟杨东成，被囚时才14周岁，正是活泼好动、无所顾忌的时候。有一次，他偷偷地溜到廊台，爬上堵塞物向外眺望：蓝天、平原、河流……“叭”一声，他胸前的那支钢笔，从楼梯上掉了下去。那是自己惟一的一支钢笔。他看看四周没人，便把堵塞物扒开一个洞，悄悄溜下去，把钢笔捡回来，又小心地把洞堵好。
彭铎从雪地上一溜脚印发现有人下楼，立即进行追查。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四个男孩的囚室：“好大胆！谁下楼了！说！想干什么？谁支使你们的？”东成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站起来，拍拍胸说：“是我！我又没越狱，干什么这么狠？”东明、东胜、东海一听，哈哈大笑。彭铎恼怒地大喊：“杨东成！你跟我下楼……”彭铎训完了东成，矛头又指向赵志珍，要她写检查，承认是东成的后台。
事后，俊生批评了弟弟：“不能再给母亲添麻烦……”东成听话地点点头。
1969年春节前的一天，楼下传来杀猪的嗷叫声，东成随手拿根树枝在廊台的积雪上写了一个“猪”字。不巧被看守发现，报告了彭铎。彭铎气呼呼地冲上楼，吼叫着：“是谁在雪地上写字骂我的？”东成不想连累家里人，挺身说：“我写的，不是骂人，想那么多干嘛！”一看又是东成，彭铎岂肯善罢干休，“后台”的帽子又扣在赵志珍头上。她连续4次检讨，仍没过彭铎的“关”。
杨俊生平时很疼爱弟妹，这次把东成狠批一顿：“上次怎么给你说的……”满心委曲的东成哭着回顶了一句：“二姐你冤枉好人！”俊生忍不住了，伸手往东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尽管不轻不重，却是她平生对弟妹惟一的一巴掌。
事后，俊生懊悔不迭，心疼了好几天，忍不住找到弟弟：“东成，姐姐知道你没错，更不愿打你，我只想别给父母……”“姐姐你别难过，”东成抢过话头，“是我不好，连累了妈妈。我一定小心。”姐弟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实际上，这一巴掌，打的是弟弟的自由。可俊生又是无辜的，如同东成的无辜，只因为“别人”攥着她父母的自由。
信念坚定，意志坚强，是杨俊生突出的个性。因为，这也是杨成武、赵志珍的个性。自“3．22”横祸以来，杨成武夫妇不论经历什么千难万险，从未动摇过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未动摇对雪洗沉冤、弄清真相的信心。杨俊生一直受父母的这种影响和激励。
在这一信念支配下，杨成武从囚禁武汉始，就给毛主席写信。押禁香山寺后，他又同妻子、俊生商量，不能消极等待，要努力争取，积极斗争，继续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
“一封不行，两封、三封，不放我们出去，就一直写下去！”俊生说。“对，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就是十年、八年，我们也要写下去！”志珍鼓励丈夫。在妻子和女儿的支持下，杨成武又多次给毛主席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写完后，他伫立在门前良久，又提笔在信尾加上了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日月如梭，俊生把父亲写的一封又一封信交给专案组，请他们转到北京。每逢楼下有异常动静，她就想看看是否北京来人了。她默默计算着时间，每天迎着日出日落，等待着北方的音讯。
杨俊生对雪洗沉冤的信心，是来自于父亲对形势发展的某些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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