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解放区人口约两亿，军队一百二十余万，地方武装和民兵二百余万，划分为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东、东北、晋绥六大战区，加强了各战区的党政军领导和独立作战能力，形成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生产的热潮，为支持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各战区的部队，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我党不断揭露蒋介石反对和平、制造内战的阴谋，不仅内部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且有力地争取了国际国内进步人土的支持和同情。这些条件的存在，加上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头四个月里，即歼敌三十五个旅，近三十万人，顿挫“国军”进攻凶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由此可见，有备和无备大不一样。兵书上所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的确是真理。
蒋介石机动兵力有限，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目标首先是延安，企图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进而腾出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兵力，投入华北战场。我陕北部队仅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险恶。十一月十八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王前，以及黄杰同志，共二十多人，乘卡车先去绥德。这是一批老弱妇孺病。徐老年逾花甲，王明，郑位三和我有病在身，剩下的就是警卫员和妇女、娃娃。组织上指定我当小队长，负责途中的指挥和安全工作。夜间行车，凌晨抵绥德河东的一个村子，我担心敌机轰炸，叫大家赶快下车，搬行李，进窑洞。王明说：慢一点嘛，别急！我说：不行，要快，听指挥！果不然，我们刚进屋，敌机就来了。司机满机警的，开车就跑，转移目标。敌机俯冲扫射，子弹打穿了油箱。但大家未受损失，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在绥德住了二十多天，心里急得很。王前不愿住在这里，正巧彭德怀去榆林视察回来，路过绥德，她爬上彭总的车返延安去了。我和爱人黄杰商量，说：“战局这样紧张，老呆在后方转来转去，实在不安，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你虽然怀孕在身，但路上有人照顾，我看不会出问题。”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支持去前方。我就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我和黄杰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五月结婚的。她是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都了解她。
中央复电同意我的要求，要我先到太行山休息，恢复健康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我和黄杰同志十分高兴，马上收拾行装，告别徐老，王明等人，带上警卫人员、伙夫、女儿鲁溪和两匹马，向山西进发。数九寒天，北风似刀，气温达零下二十度左右。只有日当中天前后，显得暖和些。一路行进，越过数不尽的沟沟峁峁，才到达黄河边的军渡渡口。那里的部队派人护送我们乘船渡河，冒着小雪到达晋绥根据地的柳林，正是一九四七年元旦前夕。贺龙同志得知我来，专程从兴县赶来看望、拜年，热闹了一番。
个把月后继续进发，经离石翻越吕梁山脉，抵汾阳。陈赓同志派查玉升带一个连来接我们，还给我预备了副担架。从祁县以南、崞县以北过汾河，冬日水浅，查玉升他们临时找了些门板、木料搭成浮桥，夜幕中通过。忽然，背后远处响了一阵枪，查玉升很紧张，怕敌人发现我们，立即派人侦察。结果是敌人没弄清情况，乱放了一阵枪，我们才放了心。进入太岳山脉，翻绵山，就是介子推烧死的地方。山势陡险，盘山小路仅容单人单骑通行。快到山顶时，过—个拐弯，驮行李的牲口拐不过来，把我的书箱子翻到山沟里去了。据老乡说，那带叫“后悔沟’，意思是人走到那里，稍一不慎就会跌下山沟，后悔莫及。下山更费劲，风刮得很大，“后悔沟”也多，只能小心谨慎，慢慢走。在一个山窝子里，住着几家人，我们休息了一下。抵山脚下马村，陈赓同志带了些人来接我们，见面后格外高兴。他还是老样子，说话幽默，爱开玩笑，永远是个乐天派。在安泽，陈赓向我介绍了太岳军区的情况和山西的战局，还给我调来几个警卫员。
二月中旬，我们到达长治市。长治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字形的街道，商业发达，市面繁荣。适逢春节，人来人往，鞭炮不停，显得格外热闹。我们住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据说原来是日本侵略军师团长的房子。头天住下，第二天黄杰同志分娩，找人接生，忙活了一阵子。当地驻军系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尚未彻底改编，成份比较复杂，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高树勋来看过我，请我吃了顿饭，我对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说了些鼓励的话。本来，我们不想在长治久停，但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加上我一路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便拖了下来。半个月后，敌机来轰炸，在我住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险些炸着我们。估计是高树勋部的特务捣鬼，给敌人送了情报。为安全计，我们搬到离城四十多里的村子里居住，直至四月间。这时，胡宗南已占领延安，但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却连战皆捷，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正准备转入全面反攻。
六月上旬，我到太行山区，住河北省武安冶陶，见到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十三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上任后，我与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合作，担负起内线作战、消灭阎军、解放山西的任务。那时，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根据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拟率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他们住在邯郸地区，进行军事、政治、后勤等各项准备工作，十分繁忙。我没有见到他们，但经常有电报联系。我的精力，放在留下来的这摊子工作上。
§解放运城
我到晋冀鲁豫军区就职，正是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反攻的开端。
第一年作战，我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先后歼敌正规部队七十八万人，杂牌军及保安部队三十四万人。在我严重打击下，敌士气沮丧，厌战情绪严重，开小差者即达二十万人。敌人的战略进攻，除山东外，均已被迫停止，转入防御。敌我斗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在新老解放区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晋冀鲁豫军区当时面临的任务有三项：一是配合与支援主力部队（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外线出击，挺进中原和豫西；二是独立完成内线作战的任务，围困和消灭山西境内阎锡山的十五个正规旅；三是实行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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