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解放后，“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的问题，《通知》指出，胡均鹤1932年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被捕叛变，先后充当国民党和汪伪特务。1941年与我方建立秘密联系，并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回到淮南根据地。上海解放前夕，胡向我方请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经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同意后报告了有关主管部门，才被带到上海参加肃反工作。对此，潘汉年没有责任。后来经饶漱石批准，一批原特务骨干分子担任了侦察、情报、审讯组长和联络员，还有许多登记自首的原国民党特务，被作为公安局的工作关系。在开展隐蔽斗争中利用这些人，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对当时开展的反特肃反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把胡均鹤等任用于内部和要害部位，内外不分，则是错误的。但这件事潘汉年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不存在所谓潘汉年“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通知》还指出，潘汉年“供给情报”引起“二六”轰炸一事完全不确。现已查明，被上海市公安局破获的“军统”特务罗炳乾潜伏电台，曾向台湾提供过大量情报和轰炸目标，这个潜伏电台与潘汉年毫无关系。况且当时国民党败退不久，对上海原有的工业布局，包括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等所在地是一清二楚的，也用不着提供什么情报。因此，所谓潘汉年“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的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应予以否定。
《通知》在对潘案进行条分缕析甄别之后，对潘汉年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知》还追寻了潘案发生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深刻指出：
“潘汉年同志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违反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决定。其结果不仅使潘汉年同志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牵连许多过去同他有工作联系的同志，使他们长期蒙受了冤屈。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要永远引为鉴戒。”
《通知》郑重地向全党宣布：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二、凡因“潘案”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无罪，撤销1963年的原判。
至此，共和国的第一大冤案——潘汉年冤案（或称“潘扬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潘汉年又回到了历史的怀抱，回到了人民的心坎里。在潘汉年平反之后，按照中央规定，上海市成立了复查清理小组，据各单位上报的材料，1955年因潘案受株连而被逮捕的就有830余人。受到其他处理的有100多人。这900余人中，在市级党政部门工作的干部有170人，其中中共党员91人。而受潘案影响虽未被捕但却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并不包括在这900多人之内。因此上海实际受株连的人约在1000人以上。随着潘案的平反，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得到了平反昭雪。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雪冤同。‘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同刘少奇、瞿秋白一样，潘汉年得以平反昭雪，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敢于公开承认和改正错误，这是党有力量的表现，是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忠魂千古
“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二十七年的冤案平反昭雪，群情振奋，生死同感！”这的确是一件顺乎民心、党心的英明之举。潘案发生之后，曾经有许多人表示过怀疑，许多人热切地希望能够实事求是地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并且为此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
早在1955年潘汉年被捕后不久，周恩来就要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与中央来往文电的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在李牵头下，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等同志成立了一个小组，罗青长为组长。他们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的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是怎样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最后，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7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
报告列了七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接着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是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是潘汉年提供了许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四是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五是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1955年）还正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这个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报告，未能引起中央的重视，更没有接受报告提出的“慎重考虑潘汉年的问题”的结论。相反，潘案逐步升级，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