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上海的常务副市长
一、奉命赴任
1949年春，伴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潘汉年推到了前台；运筹帷幄的中共中央决策机关，把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了潘汉年肩上。
为了巩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接管江南各大城市，特别是做好接管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市的准备工作，已经放到了中共中央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曾召集华东局有关领导讨论了进占上海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为此，他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而“慎重、缓进”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在于如何组织一支接管上海的干部队伍，尤其是如何挑选一批得力的领导干部，组成一个精悍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到了淮海战役结束之际，中共中央便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此后，就陆续为他配备了一批重要的助手和各级领导干部。
时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三人，也被中央选中了。
许涤新是中共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与潘汉年神交已久，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那时潘汉年由香港来向中共长江局汇报工作，而许正任职于由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他们一见如故。从此，两人有分有合，为党的事业奔波奋斗。1946年11月初，他们相继奉调香港。这期间，潘汉年不仅为考虑全局性的工作而操劳，作为中共在香港的实际领导人，潘汉年也为战友的未来着想。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消息传到香港后的几天里，有一次，潘汉年与许涤新在九龙弥敦道方方住处开完会后，一道乘轮渡回香港。他们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潘汉年问许涤新：
“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
“由中央决定吧。”许涤新回答。
“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
许涤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接受新的任务，潘汉年等人就要离开香港了。他在香港这两年多时间里，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当然，在他创造卓越功勋的背后，还包含了董慧以及董慧娘家对他巨大的支持。自从1947年10月底撤至香港以来，他始终和董慧在一起，相亲相爱，并肩作战，并以董慧的家庭为依托，顺利地开展着上层统战工作和党的情报工作。他在事业上得心应手，个人生活也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快乐。不过，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也并非全都尽如人意。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有必要把自己“打扮”起来，摆摆“派头”，因而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难。对此，许涤新曾经感慨万千地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写道：“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
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潘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潘汉年的妻家为潘汉年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潘汉年却从来“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
1949年4月28日，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和夏衍的女儿“阿咪”，悄悄地登上了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货船。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任务特殊，潘汉年未与董慧同行。“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除潘汉年一行4人外，只有胡瑞梁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尽管从香港起碇到天津的航程遥远，但三位老战友能呆在一起，从容地谈天说地，却是机会难得。每天，他们在一个可以眺望碧波蓝天的宽敞餐厅里用餐之后，就在一起回忆过去，畅所欲言交流思想，他们谈到上海地下党时期的斗争；长征途中的见闻；三十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谈话的主角自然是潘汉年。
经过了整整七昼夜的航行，5月6日，“东方号”抵达天津塘沽。从北京专程赶来的冯铉将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就在附近的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乘火车赶到北京。
到北京的当天傍晚，潘汉年他们就去了弓弦胡同15号李克农的住处。李克农在“七大”后担任中社部副部长、部长，是潘汉年的直接领导。李同夏、许两人也很熟悉，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一坐下，李克农就叫人来给他们合拍照片，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京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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