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纵论“上下古今”
“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步皆胜地。”历史悠久的荆溪河，是宜兴的象征，是宜兴人的骄傲。因此，在阳羡文化群体之内，以荆溪为笔名，或以文会友，或著书立说，或挥毫落纸者，亦不乏其人。潘汉年也有这样的雅兴。
潘汉年此次重返沪上，应上海《联合日报晚刊》郑禹森的约请，要他不受任何拘束“写一点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于是，从1946年9月9日到12月3日，该刊综合版自刊出潘汉年以荆溪的笔名所撰写的开首篇《上下古今·题解》之后，即在“上下古今”的栏目之下，连篇累牍地刊出了他的杂感式的短文，共计44篇之多。
《联合日报晚刊》是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即“周公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的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董必武等对该刊予以经常性的关心、指导。出于该刊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国统区严酷的环境之中，加之潘汉年本人又担负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样，他就只能化名“荆溪”，只能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曲笔”，来纵论“上下古今”了。为此，他还在《题解》中申明，他写的“随笔”，“仅仅是在这里想说到的东西，乱七八糟，好比四川人所谓‘摆龙门’，北方人所谓‘闲扯淡’。于世道、人心无关，既不尊孔，也不崇洋，更说不上‘美国作风’、‘海派噱头’，只是无所谓而谓之”。
果真是“于世道、人心无关”？果真是“无所谓而谓之”？这仅仅是潘汉年的一种巧妙的斗争策略而已。实际上，潘汉年这数十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以其犀利的笔锋、宏伟的气势，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尤其是潘汉年在文中围绕国统区人民最关心的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即政治上的民主与和平，经济上的破产与民生，以事实为依据，揭露了国民党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径；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渴望民主，反对独裁的强烈愿望，“很配读者的胃口”。
纵论“上下古今”，潘汉年首先把文章做在东北。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争夺战略要地的重点，也是能不能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焦点之所在。同时，又是他与董慧两人于抗战胜利后共同战斗、生活的地方。从“上下古今”栏目开设之日起连续6天，潘汉年发表了《从东北说起》、《中秋话东北》、《东北究竟还有多少满洲人》、《张学良什么时候回到东北》、《出关见三怪》、《东北三宝》等六篇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六篇文章中，都是讲的“无关宏旨的东北小事情”，无非是谈天说地，风俗人情。自然，我们从文章中看到了在那白山黑水间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有“冰封千里”的隆冬，有“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仲秋；看到了那波涛万里的大连湾、郁郁葱葱的兴安岭……在那令人神往迷恋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有无穷的宝藏资源，有遐迩闻名的三宝：人参、貂鼠、乌拉草。
在讲到这三宝时，作者写道：“这次共产党占领东北若干地方，记得有一种报纸的副刊取名为乌拉草，推其用意，亦以为东北三宝，唯有乌拉草是一般人民的宝物，以示其阶级利益方向所在，故不齿人参、貂鼠，而特别重视乌拉草，惜未见其创刊词，姑作推测之词。”至于讲到东北是个好地方时，作者则有“旧俄沙皇想夺，日本人要占，中国人自己在抢”等议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要独占整个东北，他们依靠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方见胜利的东北，今日又变成了内战的战场”。正是在这样一种谈天说地之轻松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作者对东北的热爱，表示了自己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的政治倾向。
同三十年代一样，潘汉年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在“上下古今”中，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深陷于苦难之中，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悲惨状况。“流亡满月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道出了当时人们心灵的哀叹。同时，对国统区的种种黑暗、腐败的丑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奇闻怪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在9月16日发表的《热河上不上冻？》一文中，潘汉年写道：在敌伪统治以前和统治时期，热河省大部分农村中，十八岁以下的姑娘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并不算奇怪，可以耕种的土地上，大部分栽的是鸦片烟。可是日本投降了，“国军”收复了承德，“热河老百姓头上的天也未翻，地亦未覆，而十八岁以下的大姑娘，还是穿不上一套新裤褂”。
19日，潘汉年又在《丰收，丰收！》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粮食大丰收，“军粮无虞”，实在是一种骗局。事实是，“各省农村中饥饿现象愈来愈凶”，湖南零陵县“今日大饥荒之灾民，皆瘦骨嶙峋，形同行尸，彼此相对而行，数步即须互避，否则一经撞碰，即倒地不起”。在《神仙·老虎·狗》一文中，潘汉年揭露了中国“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上自公卿，下至地痞”那种狗虎仙人物的卑鄙行径和丑恶心理。他写道：“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快乐得像个神仙，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杀气腾腾、凶暴残忍的手段，好比会吃人的老虎。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遇着有恶势力可以制服你的，或者平日豢养你的，以及时运不济，有所求助于人的时候，要驯服得像条狗。”
在这类文字中，还有《两袖清风》、《身在曹营心在汉》、《“禁”的哲学》、《警犬的嗅觉》、《谨防扒窃》、《贪污古今》、《审奸难》、《从舰艇走私说起》等篇章，将国统区尤其是国民党上层统治的种种黑幕暴露于天下：一位居官多年的中委兼部长，囊金300余万返沪，不20日就“几至用罄，立感拮据”，后将洋房出典，订期3月，典资为4000万元，与月收入还不足二三十万元的普通公务人员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居然博得了“两袖清风”之赞美！南京警察厅明知大批扒手“抵京”，却束手无策，唯有登报发通告，要市民“务须密切注意自己之钱财衣物”。除此而外，还有汉奸审判汉奸的丑闻，警犬冲入理发店误把香水当大烟的笑话，禁而不止的烟赌娼舞，上下其乎的贪污之风，以及陆上的武装走私，天上的航空走私，海上的舰艇走私，等等，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图，成了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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