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有感两绝
一
萧萧细雨又黄昏，
独坐寒斋伴孤灯。
冉冉清愁成绮梦，
醒来犹是客中身。
二
岁月磋跎万事空，
廿年落魄信心穷。
辛酸世味应尝遍，
荣辱何妨一笑中。
（此诗系1943年6月29日所作。）
秋感两绝
一
一年容易又秋风，
目尽孤鸿故国中。
万里征尘归有梦，
天涯飘泊断肠同。
二
风雨萧萧戍堞湫，
惊秋雁阵落江洲。
夜寒如水征衣薄，
闭户挑灯写客愁。
（此诗系1943年8月17日所作。）
农历除夕
云黯风狂岁暮天，
淮南作客又经年。
征尘落落知音少，
送旧迎新亦惘然。
（此诗系1944年1月24日所作。）
壮士吟
灵相当权日，
萧王何处寻。
壮志空伏枥，
富小却盈庭。
郑袖故有之，
魏姝死不明。
丹心早许国，
贾谊是前尘。
秋风吹无力，
落叶扫不尽。
默默观史变，
萧萧壮士心。
（此诗系1944年2月2日所作。）
夕阳
夕阳红似血，
群鹊噪枝头。
冉冉村烟碧，
潺潺溪水流。
阵中吹号角，
陌上起沙鸥。
谁说黄昏好，
何来一解愁？
（此诗系1944年2月15日所作。）
自叹
如梭流光催吾老，
蜩螗国事几时了？
经纶满腹枉销骨，
湖海飘零晦自韬。
（此诗系1944年2月17日所作。）
淮南闲居有感
狂豪不若少年时，
嫉恶如仇自笑痴。
历历丑恶收眼底，
春秋难续独吟诗。
（此诗系1944年6月初旬所作。）
上述列举的这几首诗，大都写于1943年夏至1944年秋这段时间，且以1944年为主。其内容既有激昂，又有悲伤；既有浩然之志，又有低沉之调；既有丹心报国之情，又有委曲求全之意；既有“怀才未遇”的苦衷，又有“意马心猿”的惆怅，表达了作者当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根据地的两年中间，他有过“驰驱苏淮戎骑忙”的战斗生活；也有过“朝朝俯身弄泥沙”的悠闲岁月。他看到了党的十大政策带给抗日根据地的一片生机，看到了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所取得的赫赫战果；也看到了党内斗争的负面，尤其是看到康生、饶漱石等人不择手段整人的“历历丑恶”。他不能不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发愁，也为革命队伍内部的“相煎”表示深深的忧虑。更何况，南京之行会见汪精卫这件事始终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他的心头，他的许多有感而发的诗句，多多少少反映了这件事留给他的伤痕。他有“梦愁”、“故国”之愁，有“雪夜有月”之愁、“夕阳西下”之愁、“有梦飞炀”之愁、“月下归骑”之愁，还有“秋”之愁、“春”之愁，更有“惜别”思念之愁……除“愁”外，诗中还经常出现“断肠”、“断魂”、“自怜”、“自哀”、“自叹”等字眼。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反映了这位在隐蔽战线上叱咤风云，威振敌胆的党的高级干部内心世界的另一个侧面。
潘汉年这一时期的诗词中，还有一类是专为爱人董慧所作，以抒发自己的情感。由于长期的地下斗争和特殊的情报战线工作，使他俩分分离离，很少能在一起度过安逸的夫妻生活。两人之间除通过信函往来交流思想感情之外，诗是潘汉年表达思念之情的主要形式，其中《得信》一诗，最能反映作者当时的情感了。诗文是这样的：
国难风尘夜未央，
天涯遥隔倍神伤。
常思苦茶心更苦，
回忆香江梦亦香。
荏苒西风音信绝，
驰驱苏淮戎骑忙。
偷闲欲寄河满曲，
忽到雁书喜欲狂。
戎马之际，亦有相思之苦；但回忆两人在一起时的情景，连作梦亦香。尤其是当作者接到“雁书”时所表现的欢喜欲狂的心情，表达了作者是何等地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1943年年底，交通员何荦曾将董慧带到淮南根据地，夫妻俩一起生活了半个多月之后，董慧就要回上海了。1944年1月2日，潘汉年亲自把她送到仪扬边区，直至董慧跨过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一首《寒风曲》，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寒风吹晓月，
大道锁青霜。
马蹄声声得，
方寸益惶惶。
此别伤心处，
无言泪几行。
总之，这一时期潘汉年多用诗来抒发自己情感，反映自己思想，甚至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原则立场。这是难得的自我表白！其中的真情实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潘汉年，深入研究潘汉年的思想境界、性格特征、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可靠素材。
四、“七大”代表
潘汉年那种处世接物的书生意气，以及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却总与当时“唯我独尊”的华中局第一把手饶漱石格格不入。潘敬仰陈毅，为扬帆鸣不平，说冤屈，势必得罪了饶漱石。饶在诬告陈毅、报复扬帆的同时，又在淮南组织过对潘汉年的批评，并以华中局的名义上告中央，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有“违犯纪律”的问题，在根据地有所谓“小广播”、“自由主义”等错误。由于中央明察，饶漱石的小报告未能得逞，潘汉年仍然受到重用。
时间流逝，转眼间已经到了1944年冬天。
这年11月，潘汉年正式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七大”预计将在1945年春于延安召开。为此潘汉年告别诸友，写下了“我出潼关去不回，行吟延水须无悲”的诗句，离开了淮南根据地，由华中局交通员护送，在津浦线管店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先到了北平，准备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再去延安。
根据预先的约定，潘汉年到北平后住进一家旅馆，等待由晋察冀根据地派出的交通员前来接应。约定接头的时间在10天之内。但交通员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潘汉年心里不免焦急起来。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北平，得不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又没有合法的社会关系作掩护，一个人老住在旅馆里，不能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况且约定接头的日期已过，交通员迟迟未到的原因他一时又无法判断。出自职业上的敏感，潘汉年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于是，他给一个社会关系留下一封信，然后南下上海。到上海住下后，潘汉年立即找到情报系统的电台，将此情况向华中局作了汇报，等待组织安排，再赴延安。
几天之后，华中局派了潘的副手、华中情报部副部长徐雪寒到上海来找潘汉年。原来，中央也已经获悉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未能与潘接上关系，很不放心，便电告华中局，要他们设法寻找。这样，华中局便派了徐雪寒去上海，通知潘汉年跟新派的交通员走另一条线路，直接到晋察冀。
1944年12月，潘汉年与爱人董慧一起，在新派的交通员陪同下，离开上海北上，经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于1945年1月29日从太行山区抵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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