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潘汉年拜访宋庆龄，为毛泽东传递信函之后，又秘密约见了时在沪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救国会领袖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向他们转呈了毛泽东写给他们的亲笔信。信中对他们不久前在香港《生活日报》上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再次给予充分肯定：“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毛泽东坦率地向他们说明：“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毛泽东对章、沈、陶、邹等人肝胆相照，潘汉年又敬长尊贤，善于统战，使得救国会的这些精英人物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此后，他们更加活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交谈联系的同时，潘汉年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病中的鲁迅。还在1936年春末夏初，即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赴苏的同志那里得到鲁迅病重的消息，请求季米特洛夫出面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于是，“我们派了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委托他代表我们邀请鲁迅偕同全家赴苏，并担负起组织这次旅行的责任。潘汉年是能够完成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的。潘汉年为他们启程赴苏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遗憾的很，鲁迅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
这是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所做的事情。这次返沪，潘汉年听说鲁迅病情恶化，甚为焦急。他经常与冯雪峰等一起讨论鲁迅的治疗方案，10月18日晚上，潘汉年与冯雪峰商定，于第二天请宋庆龄出面聘请名医来为鲁迅诊治。不料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冯雪峰接到周建人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他赶到鲁迅家，鲁迅却于半个小时前猝然谢世了。冯雪峰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潘汉年，由潘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一面发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面对悼念鲁迅的活动作了相当具体的布置。几天来，潘汉年与冯雪峰、胡愈之等频频开会，讨论研究了中央的指示。
在潘汉年等协调下，由救国会主持，举行了3天群众性的悼念活动，组织了1万多群众前去瞻仰遗容。上海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各界人士六七千人为鲁迅送葬。大家循着军乐队的哀乐声，悲壮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纪念鲁迅先生，要努力民族解放斗争！”庄严的送葬队伍足足排成二里多长，成为1936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一次最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等都参加了这次送葬仪式，并在墓前作了简短悲昂的演说，号召人们继承鲁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任务，像鲁迅那样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至死不屈。潘汉年因工作关系，不便参加送葬仪式。但这次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却是他亲自参予策划和具体指导的。
一月之后，正当救国会这些精英人物奔走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积极推进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于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量才等七领袖，制造了“救国有罪”的“七君子冤狱”。可笑的是，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居然拿出潘汉年传递的那封毛泽东写给章乃器等4人的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而那次组织声势浩大的悼念鲁迅的活动，当然又成了“救国会”“破坏”治安秩序，攻击当局的“罪行”之一了。
此后，在长达8个月之久的营救活动中，潘汉年经常与宋庆龄保持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探狱”，看望“七君子”，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们表示慰问，与“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磋商营救办法。“七君子”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潘汉年又同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一起看望沈钧儒。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潘汉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所结成的这种“心心相印”的关系，为中共和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为全民族的合作抗日并最后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接送王稼祥
1937年新春刚过，上海办事处接到了中共中央来电，指示潘汉年接待从陕北来沪的王稼祥和贺诚两同志，并安排他们由上海乘船赴苏。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安徽省泾县人，大革命初期赴苏，先后求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日报》和《实话报》总编辑，这年秋天，潘汉年从“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开始接受王稼祥指导。1931年4月王赴中央苏区，潘则留上海并调往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夏，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王稼祥不幸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掩护身后的战友，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腹。当时虽经全力抢救，但受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限制，未能治愈。后来由于伤口化脓，只好住院治疗。因此在苏区时两人几乎没有接触。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血流脓，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那时，他与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因身体的原因，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总政治部与干部休养连相距很近，潘汉年常去那儿见毛泽东，也向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潘、王之间在这段时间接触颇多。遵义会议后，潘离开长征队伍赴苏，王则继续北上。到达陕北后，王稼祥身体一直未能康复，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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