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身二任的“八办”主任
一、拜访宋庆龄
1936年10月中旬，潘汉年是带着双重身份从陕北南下上海的。他既是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又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上还安排冯雪峰作他的副手。不过，潘汉年的身份是半公开的，而冯雪峰却是完全隐蔽的。
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是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机关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特别是民主党派人士中间，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潘主任走马上任，随即前往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了这位被尊称为国母的女中豪杰——宋庆龄，为毛泽东传递信函。
宋庆龄，是遐名中外的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宋庆龄不仅因为她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孀而受人尊敬，更在于她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早年她追随孙中山，投身于中国大革命洪流。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此后不久，她又同共产党人一起，与汪精卫的叛变行径彻底决裂。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宋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七人主席团成员，她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革命爆动，给予高度评价。“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积极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
1932年底，她联合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任这一团体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民族战争的演说。1934年，她牵头在中共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1935年，她又率先响应中共提出的《八一宣言》。宋庆龄与中共中央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一二九”前后，她曾帮助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同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36年初，她应中共中央要求，设法安排护送美籍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并委派牧师董健吾等去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对宋庆龄这一切，潘汉年知之甚多。还在3个月之前，潘汉年偕张冲去南京，返回上海预备赴陕北作短暂停留时，曾到此地拜访过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宋庆龄的充分理解和赞同。现在，他又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跨进了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住宅的大门。
一见宋庆龄，潘汉年当即呈交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毛泽东写给她的亲笔信。
毛泽东与宋庆龄，早在1924年1月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便开始相识。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都赞成国共合作，其观点、见解相同，彼此引以为同志。两年之后，1926年1月，毛泽东与宋庆龄又一起出席了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期间，共同谴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妇女工作；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协助汪精卫主持宣传部工作。1927年春夏之交，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一起在武汉国民政府内任职，又一起与蒋、汪的叛变行径作坚决的斗争。此后，他们便天各一方，联系极少。现在时过境迁，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正在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宋庆龄则在白区同情关注着毛泽东和中共的事业，为全国的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奔走呼号。
宋庆龄从潘汉年手中接过毛泽东的亲笔信，便一字一句认真拜读：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这封数百字的信函，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宋庆龄是何等的信任和敬重！毛泽东在信中两次提及潘汉年，希望宋庆龄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但两人如何“商酌”，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史料。不过从以后的活动看，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宋庆龄是表示完全拥护的，并且把毛的嘱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她不仅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西安事变之际亲自安排潘汉年赴南京与宋子文、宋美龄会谈，还与后来的“八办”经常保持联系，互相通报情况，成了潘汉年白区工作的主要对象和有力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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