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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正当谈判进行之际,潘汉年他们突然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他们立即返回。跟他们谈判的粤方代表很敏感,他们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不是,”潘汉年、何长工平静地回答:“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潘汉年心里明白,第五次反“围剿”已告失败,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谈判结束后,潘汉年等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接着又按周恩来的意见迳直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有关内容。当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时,他异常高兴地说,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果然,红军在选择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的突围方向时,就以南线作为其突破口。

  10月2日,中央军委在于都祁缘山下达了突围命令,命部队在安远、信丰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出重围。经过激战,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潘汉年的广东之行,再一次显示了他折冲尊俎的能力。对潘汉年而言,与陈济棠谈判和与闽省十九路军的谈判,他都尽了全力,就谈判本身而言,都是成功的。但前者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未能达到预计的结果,后者却见到了成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党内许多同志开始懂得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也才有了后来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的建立,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局面。而潘汉年是促成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大功臣,这是后话。

  三、港商“杨涛”

  1934年10月20日凌晨,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大队人马,从木船搭起的浮桥上跨过于都河,离开了创建7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离开了他工作战斗了一年有余的这块赤区红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还在潘汉年、何长工赴粤谈判期间,组织上就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作了一个安排:何长工去教导师任政委;潘汉年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待他们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之后,周恩来就代表组织对他们作了交代。何长工随即奉命前往部队报到,潘汉年则留在于都,编入中央直属团任职。

  疾风知劲草。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坛骁将,党的隐蔽战线上的斗士,又在烽火征程中,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长征之初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红军的“长征”是一种被迫的战略突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由于决断犹豫、行动仓促,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惊慌。特别是这样重大的行动,没有在干部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在军事上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没有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因而使这次突围,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11月下旬,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后,从江西出发时8.6万人,就只剩下3万多人,最惨的是八军团,基本上全军覆没。部队中士气低落,怨声载道。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作为总政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坚信党的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威力,义不容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精心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以各种形式鼓动红军战士的士气。在每天行军、宿营后,潘汉年还要编辑油印小报,根据行军情况和经过地区的政治形势,发布宣传口号。更令人佩服的是,这个曾经战斗在白区的文化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表现了极大的勇气。

  1935年1月中旬,即遵义会议后不久,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正面的敌人。毛泽东要求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到连队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潘汉年首先响应,下了连队。他对宣传部的同志们说:“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要不顾一切,奋勇前进,争取胜利,以实际行动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后来因军事形势的变化,这一仗没有打成,但大家觉得这位没有正儿八经当过兵、打过仗的宣传部长所表现出来的临阵前的勇气,却不亚于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潘汉年在这次战前动员中所说的话,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对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拥护。潘汉年在上海白区时,自己也曾经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过“左”倾路线,他曾经发动组织过那些不必要的“飞行集会”,他对“左”倾路线最后导致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于尽的结局有一种切肤之痛。进入苏区后,他不仅被前四次反“围剿”的赫赫战果所激励,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叹息,并为有口皆碑的毛泽东作战指挥的雄才大略所折服;加之他更有感于自己与十九路军将领缔结的协定遭到流产,与粤军签订的协定所产生的成效,从而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对毛泽东的尊重。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虽然还挂着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头衔,但实际上大权早已旁落,在党内特别是在军事上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指挥权了。他的处境不佳,但“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仍然显得那样的豁达大度。蔡畅回忆了当时毛泽东的情况,她写道:

  “他(指毛泽东)的头发很长,留着大背头,人显得精疲,穿的战士服装,只在早晚天冷时,才穿上军大衣。他的马总是由马夫牵着远远地跟在后面。很少见他骑马,更没见他睡过担架,总是同几个战士有说有笑地一块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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