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协”到“左联”，潘汉年殚精竭力地使出浑身解数，自始至终充当主角。
“作协”成立于1928年冬。10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者支部书记的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找钱杏邨和冯乃超商量，发起组织文化界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经他们多方联络，在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文艺界著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是年12月30日，“中国著作家协会”在上海四川路广肇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90多人，大会选举了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郑振铎、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等9人为执行委员，钱杏邨、冯乃超、王独清、孙伏园、潘汉年为监察委员。大会还通过了宣言，声明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存”，“改善经济条件与法律地位”，并致力对“中国文化”的发扬与建设。
由于成立这样的文化团体，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属初次尝试，也由于潘汉年等人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作协”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形同虚设，不久便无疾而终。越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在提出停止“革命文学论争”的同时，再一次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大会之后，潘汉年立即着手筹建新的统一的文化革命团体。据阿英回忆，时间是在是年5、6月间，正是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潘汉年同志就同我谈过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家协会告吹的教训，这次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
潘汉年清楚地看到，要建立这么一个团体，关键在于要有一个主帅，而这个主帅又非鲁迅莫属，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又有门户之见，因此，做好鲁迅的工作，取得鲁迅的谅解和支持，是潘汉年工作的重点。
此后，潘汉年代表党组织，不仅自己登门求教，还多次派人与鲁迅联系，征求鲁迅的意见。据冯雪峰回忆：“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找到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冯雪峰按潘汉年的吩咐，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对成立这样一个革命的文化团体表示完全同意，同时他也认为用“左翼”两字还是好的，这样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个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看书和约人谈话。一次，潘汉年与吴黎平约定一起到那里去见鲁迅，并取得了鲁迅的同意。“不久，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名称。我们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先生出席讲话，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鲁迅的鲜明立场和积极态度，加速了“左联”的问世。也正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鲁迅与潘汉年之间终于建立了珍贵的友情。
应该提及的是，潘汉年与鲁迅的友好交往，是不是开始于调解“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认为，潘汉年是最早和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后，当天下午，中国革命互济会负责人王望平（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在中有天饭馆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从此，潘汉年便和鲁迅建立了联系，经常去鲁迅家拜访”。
对这一看法，笔者表示赞同，而且认为史实是可信的。虽然，当时潘汉年在某些方面确实对鲁迅有点偏见，但从总体上看，潘不能不对这位文坛宗师深怀敬佩之情。至于潘与鲁迅之间有联系，还可以从鲁迅在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佐证。待到“左联”成立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两人一起活动的次数也较过去大为增多。
1930年3月13日，潘汉年陪同鲁迅到大厦大学乐天文艺研究社进行讲演，鲁迅讲演的题目是《象牙塔与蜗牛庐》，用寓言小说作比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自由现实；潘汉年也发表了《文学与自由》讲演。
3月19日，潘汉年陪鲁迅到中国公学大学社会科学院内去讲演。
5月7日，潘汉年与李立三在爵禄饭店会见鲁迅。
9月17日，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发起筹备的鲁迅50周岁纪念会，“左联”及其他左翼文化革命团体的代表和鲁迅夫妇出席。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也出席并讲了话。鲁迅作了即席演讲。潘汉年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潘汉年与鲁迅的公开交往有所减少，到了1938年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时，潘汉年做了大量工作，才使这项工程得以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鲁迅全集》共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这套《鲁迅全集》，潘汉年一直将她视为珍宝，须臾不离地珍藏在身边，甚至伴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这套《鲁迅全集》成了潘汉年屈指可数的遗物之中的一件主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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