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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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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同阿英的看法一样,夏衍的回忆是这样的:

  “关于停止论争,筹组‘左联’究竟是哪一位负责同志提出来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超、阳翰笙都说是当时的宣传部长李富春首先找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提出的。楚图南还有一个材料,说是周恩来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在哈尔滨附近),从任国桢(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当时和楚图南一起在黑龙江省委工作)那里看到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争论的不满,周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恩来同志是和翟秋白一起回到上海的。1964年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过李立三同志,他说:找鲁迅谈话和决定停止论争,都是党中央决定的,所以楚图南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老同志的上述回忆,都肯定了提出停止这场论争的决策,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则分头作过具体指示。而周恩来则是最早注意这场争论并且最早提出这一决策的党内领导人。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立刻行动了起来。就在李富春找阳翰笙谈话后的两天,潘汉年与阳翰笙经过商量,决定先开个党员会,传达中央的精神。他们决定通知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邨、洪灵菲,加之潘汉年、阳翰笙两人,一共9位文化界党内负责人,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开会。会议由潘汉年主持。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在这次会议上,潘汉年还对自己未能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在潘汉年看来,如果把相互论争长达一年有余的双方凝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但要做到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必须心悦诚服地向鲁迅表示歉意。基于这样的看法,潘汉年率先于《现代小说》3卷1期“十月扩充纪念特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文章,对进步文化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革命文学的题材问题,包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学家应该写哪些题材,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区分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亦即他文中所说的普罗文学,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有它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因此亦就有他本阶级的艺术,所以要分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就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不是以普罗自身阶级的观念形态而出发,而不是离开了这一基点,只是拿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普罗生活为标准。”

  当然,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当然也属于普罗文学的范围,但“根据普罗自身的阶级意识,还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现存的社会生活,“压迫阶级的凶残、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帝国主义的阴谋侵略”。总而言之,“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不过,潘汉年强调,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决非坐在家里空想可以得来的。“只有严肃的去受普罗的革命集团生活训练,只有奋勇的去参加普罗的实践斗争”,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来。

  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对普罗文学的思想内容、划分标准、题材范围等方面,都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对于澄清文化界党内一部分同志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不久,潘汉年又在《拓荒者》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评》一文,文章指出,随着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发展,为了要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克服旧意识的抬头,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自我批判的工作是急不可缓的”。潘汉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对不容许从个人的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攻击别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

  潘汉年的这两篇文章,对缓和这场论争并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位小开书记的话,对论争一方的文化界人士尤其是党员来说,是有说服力的,并有政治思想的指导性和组织纪律的约束力;但对论争的另一方鲁迅等来说,这位共产党的年轻书记的文章,入情入理,而且态度诚恳,姿态又高,不能不由衷佩服。论争双方开始坐到了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于是“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一场论争顿时烟消云散,迎来了中国革命文学队伍第一次大团结的艳阳天!

  五、从“作协”到“左联”

  随着文学革命论争的平息,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团体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文委”的议事日程上,摆到了潘汉年这位年轻的“文委”书记面前。

  这个革命的文化团体就是后来蜚声文坛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过,“左联”的成立,不是在这场论争平息之后才开始酝酿和筹备的,而是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中国著作家协会”可以说就是“左联”的前身,并为“左联”的成立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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