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勇斗“四凶”
潘汉年度过了“耕读”兼容的少年时代，向生活迈开了新的一步。
由于书香遗风的薰染，父亲和学校师长的严教，使潘汉年打下了良好的旧学根底。如果说，这首先应归功于父亲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却是他品格特征养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潘汉年的母亲巫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平时，她总是任劳任怨，全身心地为丈夫的健康和孩子们的生活操劳，她那“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深深影响着潘汉年。潘汉年在日后能够适应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不过，为人后母的母亲，又有那种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这也为潘汉年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
家道衰落，使潘汉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了解劳动者的疾苦。宜兴历来是个物产丰富、地灵人杰之地，但自民国以降，却成了新旧军阀混战的是非之地。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兵匪灾祸的蹂躏，使得秀丽的宜兴到处充满了沉疴积垢，出现了一幅黑暗腐败的景象。1924年12月间，郭沫若曾亲赴此地，调查江浙战争后的社会状况，他如实地写道：“黑暗、路烂、臭不可堪是宜兴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听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
郭沫若目睹的这一切，潘汉年却身临其境。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潘汉年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人民、同情穷苦者的品格。每当村上来了乞丐或逃荒的人群，他总是默默地跟随他们。村边宗祠是无家可归者的一个宿地。孩童时代的他，经常爬上宗祠边的高树，看着逃荒的人在哭泣，看着乞丐在寒冬用唾沫擦着身上的泥污，这生活中的惨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激起了他反抗旧社会，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崇高志向。这种品质，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即使在身陷囹圄之际，也没有丝毫改变。1976年，潘汉年在湖南，×××××之风，正弥漫在湖南农村。加上水旱灾害，湖南农村许多地方颗粒无收，饥民纷纷远走他乡，以乞讨为生。一天，农场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乞丐，潘汉年问明情况，不禁长叹一声，拿出一张人民币。年长的见了吓得掉头就跑，因为那是一张拾元钱。当年10元钱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末了，潘汉年将钱塞给了小孩，“杯水车薪哪！”潘汉年摇了摇头，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难以辨认的笑容。
潘汉年出身和成长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大变迁之时，在这么一个旧中国行将完结，而新中国尚未建立的漫长而动荡的年代里，潘汉年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和历史大事件，从武昌城头的枪声到天安门广场的呐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到第一次大革命洪流的勃发，潘汉年不断地接受到浩大革命风潮的冲击和推动，逐步走向了成人之路。
1922年，潘汉年被迫离开校门，涉足社会后，他所选择的第一个职业，便是教师。他通过同乡、小学教员徐应荪的介绍，先后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和桥镇养初小学任教。刚满16周岁的潘汉年，继承了父辈的衣钵，开始执教鞭于乡间。与父辈的情趣一样，潘汉年非常喜欢教学工作。执教之际，他不仅认真备课，重视课堂教学，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生消化课堂内容，补充新的知识。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亲自动手，与学生一起定期出黑板报，开辟了一个《小研究》专栏，发表学生自己撰写的文章；同时，他还组织每星期六的演讲会，让学生们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潘汉年的这些举措，使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摸索，潘汉年对教学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潘汉年认为，教学的好坏，最关键取决于教员。一个教员的最大作用，就是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使学生获得牢固扎实的知识。不仅如此，还应该启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做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这是教师的责任。基于上述认识，潘汉年对那些不联系社会现实的旧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提出了改正意见，对那些混迹于教学岗位，但又得过且过、不安心教学工作的教员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由于教师的不负责任，“胡乱地敷衍”行事，使得那些“好好的儿童，无故地受摧残”，这是误人子弟。对于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迅速走开，从小学教师队伍中将他们清除出去，“以免误人误己”。潘汉年强调，作为一个教师，无论中学还是小学，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要“言而能行”，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同时，还要积极的工作，“努力发扬中国教育”。潘汉年认为，这样的教师，才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教育者”。至于受教育者，潘汉年认为，学生不仅要接受教师灌注的课堂知识和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实际，学习无字之书。为此，他大声疾呼，提出了“到乡间去”的口号，主张学生在暑假期间，组织起来到乡间去，去领略乡间“那种敦厚的自然美。”以“陶养出幽美情绪”，做一个社会有用之人。这些想法虽然未必精当，但不失为卓识之见。尤其在那个年代里，能有如此的认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况且，这些想法出自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学教师的笔下，也算得上是一件奇事了。
潘汉年在执教期间所形成的上述想法，显然与当时沉闷腐朽的教育界是格格不入的。客观的环境，为他走上反抗旧制度的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
时代的风潮和激烈的实际斗争，是潘汉年迅速成长的催化剂。如果没有“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激励，没有“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没有大革命狂飙的冲击，或许潘汉年也会遵循其“耕读传家，不入仕途”的祖训，在乡间执一辈子教鞭，过一辈子田园式的“清福”生活。一场与恶势力面对面的斗争，打破了祖辈为他设置的生存模式。事情发生在1923年夏天。当时，宜兴教育界由学阀、教育局局长周聘高把持。他在教育界安插的亲信，人称“四凶”、“五恶”，他们排斥异己，敌视民主与科学，气焰十分嚣张。而周的父亲“周瞎子”也利用儿子的势力，在宜兴县城城隍庙附近设案焚香，专事算命卜卦、以迷信活动骗人钱财的勾当，害人非浅。这年暑假，为打击周聘高和其父的丑恶行径，潘汉年与《宜兴评论》的进步青年，自编自演以“周瞎子”迷信害人为内容的讽刺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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