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总乐呵呵的小海，有一天却哭着走进了我的病房，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母亲自行车的后座上来探望我的时候，在路上遗失了他的小熊。在苍茫的暮色中，娟娟和小海像扫雷似地沿途回去寻找。小海一直伤心地哭着，嘴里还不停地呼唤着“小熊，小熊”，但是，小海没能找回他的小熊。
在许多孩子的生活中都有个被美国人称为“安全毯”的物件，或是一条毯子，或是一只绒毛小动物，或是一个布娃娃……这些东西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能带给他们安全感，甚至到了与他们形影不离的地步，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的老同事老章早年曾告诉过我，他儿子小时候入睡的必需品，是一块小小的皮毛，非得摸着才能入睡。
我家邻居史帝夫医生的儿子麦克尔整天随身提着的是一只被他取名为“牡牡”的绒布小牛。
我在美国的挚友晓玲的小儿子安安如今已经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了，他的“安全毯”是一条浴巾。那条在十九年前曾经绒乎乎的浴巾，如今，虽然已经薄得比纱布厚不了多少，但安安还是带着它一起去了著名的康奈尔大学。
小海的“安全毯”就是那只小熊。
一个成年人自然不会为丢失了一只玩具小熊而啼哭不止，但是，懂得“安全毯”在一些孩子生活中作用的人，自然会对小海的“失落感”大为理解和同情。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我的绒毛小狗送给了小海。我告诉小海，就把这只小狗当成那只小熊的弟弟吧！
每个孩子的“安全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替代。虽然小海不再哭泣了，或许他不过是同我一样喜欢那只人见人爱的小狗。我明白，这只价格昂贵的美国小狗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小海的中国小熊。我只希望借此能减轻一点小海的“悲伤”。
其实，我也并不是十分舍得送掉那只小狗。不只是因为它的造型可爱和质量上乘。对我来说，那只小狗身上浸满了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朋友们对我浓浓的人情，那是我在人世上最渴望得到的瑰宝。
在我住院期间，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怀。新技术发展公司还特地派人把我的女儿秧秧从北京接到了深圳。但在众多人们当中，令我十分难忘的却是一位女清洁工。
希望和等待是人们度过苦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尽管被等待的人和事在旁人看来有时是那么微乎其微。
作完“颈椎牵引”，我开始了忍耐疼痛的日子。白天，由于人来人往还能有个注意力的转移，而在夜深人静之时，那疼痛似乎更加剧烈。“长夜漫漫何时旦。”在那些漫漫的长夜里，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真正含意。而帮助我熬过那些夜晚的正是对那位女清洁工的等待。
每天，当窗外刚刚露出一点鱼肚白的时候，那位女清洁工就会轻轻推开我的房门。她似乎知道我总是醒在那里的，所以天天都先走到病床边轻轻对我说一声：“你好点了吗？”然后才开始打扫房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从没看清过她的长相，但我却从她简单的话语中感受到一份深厚的关切和同情。从此，支撑我度过一个个失眠之夜的就是对那位女清洁工的期盼。我知道，她亲切的问候之后，离我能站起来的日子就近了一天。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旬，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成员云集北京和中国的航天专家们一起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地方评审。
李杰信本应在北京海关入境，但为了探望我，他取道香港，从深圳海关进入了中国。当他在严明娟的陪同下，走进病房的时候，不只使我十分欣喜，也使我的医护人员和朋友们都十分欣喜。
李杰信转交了美国促进科普协会成员给我的慰问卡、梁汉宗夫妇送给我的绒毛小狗。他还给我带来了两种美国颈托和两只绒毛小羊。我是属羊的，冬天的羊。或许李杰信认为我能回北京的时候，天会很冷了，所以，还有一件灰条呢大衣。
当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李杰信用他那没什么乐感的嗓子给我录了一首《寒雨曲》。这是台湾的老歌了，歌中唱道：“雨啊雨，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我朝朝暮暮盼望着有情侣。”他还说，即使我瘫痪了，他也要照顾我一辈子。
李杰信离开医院前说，等他再回来看我的时候，希望我能站着迎接他。
李杰信的心意令我感动。半辈子了，在我坎坷劳碌的人生中好像总是缺少着什么，总在寻找着什么，但我找啊找啊，总也找不到……不曾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一刻，我仿佛一只疲劳已极的孤雁突然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又仿佛一个溺水挣扎了许久的人，万幸地触到了岸边，像小鸡藏到了老母鸡的翅膀底下似的，终于可以安心地歇息一下了。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我问自己，长久以来，我苦苦寻觅的难道就是他吗？
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成员抵达北京以后，便分头到中国各地去进行中学生航天飞机科学实验的省级评审活动了。李杰信去了东北，那里是他的故乡。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以电报的形式通讯联络的。在青少年航天活动辛苦耕耘的过程中我出力颇多，但到了收获时节，我却被“钉”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所以，李杰信在电报中频频向我传达了活动的消息。他还在给我发来的一首打油诗里写道：“背井离乡三七秋，寻根梦园乡情流，清溪故里依旧在，犹记儿时嬉无忧。”李杰信告诉我，当他在沈阳一个偏僻的小邮电局给我打电报的时候，一位年长的男职工从他的电文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曾奇怪地问他：“吕大渝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吗？她在深圳受伤了？”李杰信高兴地说，虽然我已退居了幕后，但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忘记我。我该为此感到欣慰。
李杰信返抵深圳的前一天，为了能站着迎接他的到来，我执意要郑大夫为我解除了“牵引”，虽然他原本计划再拖延一些时日。
解除“牵引”的那个早上，从下巴、脖子到整个上半身，我又立即被糊上了石膏，就像穿上了厚厚的一层盔甲。自此，在深圳的酷暑中，我又得忍受在不透气的石膏盔甲中的闷热了。但是，经历过二十五天“牵引”的磨难，我如同在烈火中涅槃过的凤凰，死而后生，再也没有什么不能忍耐的不适了。
经过Ｘ光的照射，我的伤势恢复得并不乐观，郑大夫说，我只是软组织连接，断骨并没有钙化。他说，今后，我将有个很脆弱的脖子，再也经不起任何碰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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