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议论得火冒三丈的时候，我对王元洪说：“头儿，你再去问问，我们底下人三伏天挥汗如雨地在大太阳底下干完了活，请他在树荫凉里摇着羽毛扇睁开眼皮子瞄一眼都不行吗？”只见王元洪愣了一下，然后突然说：“我只好‘重操旧业’了。”说着就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电视台兴师动众地在贵宾间审看了《故乡行》，还有服务员端茶送水招待。审片的大概是代表航天部部长的一位副部长。广播电视部部长的秘书也在座。那天，电视台的主管副台长自然也到了场。
审看后，《故乡行》得到了好评，只是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不要用赵紫阳总理接受赠送国旗的镜头做片头字幕衬底。据王赣骏说，那面国旗是被他带上过太空并附有公证书的。
由于国情不同，七月四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虽然在华盛顿纪念碑下放焰火，人们唱国歌时神圣自豪的神情曾让我感动不已，但在太空博物馆外的街摊上，小贩们吆喝着兜售美国国旗图案的大裤衩，倒也自由自在。其实，用赵紫阳图像作片头衬底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实在舍不得拿掉那个镜头，但为了播出，当然还是及时照办了。
事后，当众口夸赞王元洪“神通广大”的时候，元洪兄也十分得意。原来，他那天离开办公室以后，根本没有再去游说主管副台长，而是先给航天部挂了个电话，声称广电部部长邀请航天部部长审片。与广电部部长同是湖北老乡的航天部部长，欣然接受了“邀请”。然后，王元洪又十万火急地告诉广电部部长秘书：航天部部长第二天下午两点要来看片。于是，《故乡行》终于顺利播出了，还成了后来全国电视专题节目评选的获奖节目。
这就是王元洪的所谓“重操旧业”。元洪兄说，我好久没干这种事了。你那天说“三伏天挥汗如雨”什么的，让我听了很难过。我是不得以才这么做的啊！
“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元洪兄就是一只捉住了老鼠的好猫。
从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似乎都定了型，所以，怎么也不能把时而头发一甩，摆出一副风流倜傥模样的组长王元洪与“共产党员”的称号联系在一起。
当王元洪申请了几十年，好不容易入了党的时候，我调侃他：“元洪，如今你可当上共军啦，干脆，我去参加‘民革’，当国军吧？咱《人物述林》组也来个‘国共合作’如何？”搞得王元洪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总爱“胡说八道”，所以只是命我“严肃一点，别胡说八道”而已。
我当然不会真的去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玩笑罢了。但是，敢和顶头上司开玩笑的集体自然是个快乐的集体。我敢跟王元洪开玩笑。他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个“组长”，而是一位朋友。
告别了故土，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很不适应。我留恋着与人物组同事们相处的时光，更留恋着与元洪、友友、胡琤共事的往昔，那被戏谑为专题部“四人帮”的日子。
一年后，元洪兄有机会带队来美拍片，捎来了友友送给我的几盘俄罗斯民歌录音带，那些陪伴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歌曲。友友在信中仍像当年一样亲切地叫我“渝哥”。
友友是个很想成就点事业的人。他在信中告诉我，一个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的朋友曾非常感慨而不无遗憾地对他说：“大陆上的人怎么都没有梦了！”友友说，他无言以对，因为他“也没有梦了”。他问自己：人到中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这块土地上？他说，上有年老病重的父母，下有年幼无知的女儿，工作负担又是那么沉重！但只要能真正干点事情，这些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问题就在于干不成事。
我理解友友的苦衷。当年在电视台，混日子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既舒服又保险，但还有梦想的友友说：“那等于浪费生命。”
我收到友友那封信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后来，友友放弃了铁饭碗，离开了电视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下了海。
今天的中国，虽然人际“关系”仍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但人们施展抱负的机会和空间确实比起过去多了不少。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去看望友友是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可我很少问起他“下海”后的“泳技”。友友是不是发了大财并不重要，我只希望他活得充实，还有着梦想。有了梦，哪怕只是个小小的梦，人生就有目标，生命就不会老。
“怎能忘记旧日的朋友，心中能不怀想，如今却劳燕分飞，远隔大海重洋。”这是友友赠送我的录音带《难忘的歌》里那首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歌词。
现在，我的老朋友元洪兄已经退休，胡琤也离开了专题部，但对他俩及友友，正如在友友那封信里说的：隔山隔水，万里迢迢，怎不令人思念呢！
【二十六 出国拍片】
改革开放前，人们能走出国门，看看外部世界的机会少之又少。出国拍片，更为罕见。最主要是经费的困难。但只要自行筹划到外汇费用，情况就会简单很多。
八十年代以来，在专题部，我曾有两次自筹经费出国拍片的机会。每次，我都会“底气”十足地去和主任老朱“讨价还价”。
其实，从电视编导的角度出发，我的要求简单合理：我希望自行挑选各工种的业务尖子，组成一流水准的摄制小组。只有各行业的工作质量都发挥到极至，才能有整体的最佳效果。为此，我曾固执地与老朱争执过。老朱说，你也得为我想想啊！我说，我是编导，只考虑节目质量。厚道的老朱对我只有苦笑。他曾是个很好的摄影记者，文笔也不错，当然懂得一个业务水平低下的成员对整体工作质量的影响。而在名额原本就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再去照顾一个与工作毫无关系的人士则更加说不过去了。但机会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老朱也的确难以招架。政治就是妥协。为了成行，最后，我也不得不同意让老朱塞进一个“平衡”，砍掉一个在制作后期才需要参加进来的工种。这当然使那位被削减下来的同事很不高兴：出国工作的时候扔下了他，回来干活的时候又求上人家，实在不够“仗义”。但在中国当年吃“大锅饭”的体制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调到专题部以后，我曾和胡琤远赴英、美，合作了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我们的机组》。还和音乐编辑了朝原以及摄影师韩建群赴法拍摄了介绍法国乡村歌星的《达尼埃尔·吉沙尔》。
《达尼埃尔·吉沙尔》是我第一个音乐片形式的人物专题节目。在组建摄制组的时候，我邀请小丁与我做了联合编导。丁朝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几十年来，我一直叫她小丁。在中央电视台，她先做过很长时间的音乐编辑，以后的十多年里，她先做了一阵子音乐专题节目的编导，后来又成了中央电视台专栏节目的制作人。
人们怀念一个地方，不仅仅因为那里有着同种同宗的陌生人群及熟悉的江河大地和母语，更因为那里有着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哪怕身处逆境，哪怕远隔万水千山，都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朋友。那温馨的人情，是炎凉世态中的无价之宝。
小丁是我的挚友。在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始终给予了我深深的信任和理解。离开中国十多年来，因为在北京的小丁们，北京使我感到亲切。我怀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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