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故事片时，每一个镜头，导演都可能有条件与摄影师仔细推敲，但拍摄有新闻或记录片性质的专题片，无法组织拍摄，就要仰仗摄影师的功力了。在赴美拍摄《我们的机组》时，虽然用胡琤的说法是“镜头往哪一件都是个好画面”，但他对细节的抓拍，使得剪接出来的成品如同故事片般讲究，非常出彩。在每次拍摄中，只要胡琤在场，我就觉得踏实有靠。
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副主任赵化勇都是记者出身。朱景和曾是中越战争的战地记者。他们思想开放，待人诚恳，爱护部属，颇有事业心。
顶头上司王元洪最大的优点是绝不嫉贤妒能。他常常以部下的成绩为自己的骄傲。这一优点，与我一九七八年赴日采访时见到过的日本同行非常相似。在我离开中国最后一段工作时间里，能遇到这样一位不怕功高盖主的上司，实在是人生之大幸。
作为一个小小百姓，国家大事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过于忧国忧民，而且，又常常以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方式加以表达，搞不好就会惹上麻烦。在一个曾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度，“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老话，是世代中国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的处世哲学。回顾以往，我也是因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个性违背了老祖宗的教诲而惹祸上身的。不过，我的“言论自由”又妨碍了谁呢？所幸的是，在我离开中国前的日子里，专题部开明的领导和宽松的气氛，给了我一段平静的时光。
其实，没有实权又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不在少数。有一年，电视台记者拍摄了停放在北京百货大楼门前拉着窗帘的红旗牌小轿车的新闻，批评了一些高干家属假公济私的特权。播出后，群众反应十分良好。
有一天，一位张姓部长到新闻部例行审片。那时，电视台专题部和新闻部在同一楼层办公，彼此都很熟识。我和许多编辑、记者一样，常常站在审片间门口关心审片结果。很可能是那条百货大楼的新闻受到了批评，审片中间，突然听得部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冒出一句：“小汽车上挂窗帘，是因为首长怕晒太阳。”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我竟不假思索，怜牙俐齿地大声脱口而出：“如果首长已经到了连隔着车窗的太阳都晒不得的地步，那他已经失去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了。”只见部长先生一愣，接着铁青着脸从未见过我似的说：“这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但当场没有一个领导和百姓给他回答。我的“胆大妄为”也把自己吓了一跳，只好赶快溜之大吉。后来，专题部领导也没有为此跟我过意不去，只是公布了一条不成文的纪律：以后审片时，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前往。从此，审片间门庭冷落。
作为一个口无遮拦的“闲杂人”，我终于失去了站在审片间门外的自由。别的编辑、记者也因我而遭池鱼之殃，绝了站在审片间门外关心电视事业的路。
但是，专题部主任老朱对我这个“闲杂人”还是很器重的。在中央电视台的二十多年来，我惟一的“仕途”，被任命为王元洪的副手，当了几天《人物述林》组副科长的日子，就在老朱任上。不过，我这个在中国时的最高行政职务，很快又因我在组里一次“口无遮拦”而有体面地被请下了台。
《人物述林》组年轻人居多。除了胡琤以外，后来《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及后来都有很好发展的王新中、童宁、陈芒、关海鹰等都是早年《人物述林》组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组长王元洪奉上级之命，召集七、八个小组成员开会，要求每人交出两个针对当时形势的选题。会上始终冷场，无人发言。
在专题部，我热衷的只是有创作激情、有感而发的选题。作为王元洪的副手，我理应积极协助他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但我却也和组里的小伙子们一样，沉默不语。
当王元洪点名让我带头发言的时候，我说了真心话。我引经据典，说古论今，还搬出了毛主席著作来保护自己。我说，我担心今天奉命做的节目将来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将使我于心不安，所以，我得做个明白人，希望给我一点时间跟上形势再说。我提出了一个明知不现实的选题，甚至还在会上劝说元洪兄不要盲从。于是，上级交办给《人物述林》组的那次任务便不了了之。
当天列席会议的党支部成员对我这位党外人士不保持一致的行径，没做任何批评，只是在不久后专题部的大会上“调整机构”，宣布各组组长、副组长名单时，没再听到我的大名。
我体面地下了台。大家心照不宣。我想，站在电视台或专题部领导的立场来看，不起用吕大渝这类自有主张的分子，纯属理所当然。
我从不热衷仕途，被摘去了“七品芝麻官”的顶戴，并不介意。
虽然在专题部度过的日子，还不足我在中央电视台全部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一，但我喜欢专题部。而《人物述林》组更是个快乐的集体。每个成员都充满活力，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组内的人际关系仿佛兄弟姐妹一般，十分融洽。那段生活，令我非常留恋。我被调去的时候，人物组刚刚组建。王元洪、丁友友、胡琤是“开组元勋”。后来，我们四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论谁碰上点哪怕不大的好事，必定互相惦记着。
组长王元洪不是个很“正统”的人，他很好相处。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和胡琤、付思拍完王赣骏一行访华的素材以后，又马不停蹄地进了机房，编辑出一个三集的系列片《故乡行》。当我们日以继夜地做出了完成片，一位主管副台长却迟迟不予审看。
《故乡行》是个时效性很强的专题片，再拖延下去，变成旧闻，就不能播出了。但王元洪催促了几次都不见动静。不知有关领导顾虑的是什么？以如此篇幅报道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是否使他颇费思量？总之，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拖延审看似乎是有意的。
但是，经过审看，若能说出个让我们心悦诚服的理由，再封杀节目，使我们的辛劳付之东流，大家也无话可说，而以不屑一顾的拖延战术使节目失去时效，则令人不以为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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