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里憋闷得无法承受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我还必须到郭言家去一次。她是个可以任我发泄而不会揭发我的人。
小时候的郭言是个胖胖的女孩，感情细腻，文笔不错。她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育才学校当教员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郭言的父亲郭大同任职旅馆业，有个弟弟在台湾。解放前，郭伯父为共产党北京市委做过地下工作，按说是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但在“文革”中这竟成了他的罪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被迫迁回山东老家，郭言姐弟顿时成了“黑五类”的子女。郭言的母亲是妇联干部，去了干校，偶尔回京休假，料理家务。妹妹郭谨和小弟郭谦也发配到了外地。一家五口，天各一方。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享受过美好的青春。有一次我又去看望郭言，她正在和母亲闹别扭。导火线不值一提：郭伯母给郭言做了一件新衬衫，只是因为钮扣的扣眼缝得横竖不一，郭言就坐在那里流眼泪。郭伯母自然觉得很委屈，让我劝劝她。我对郭伯母说：“钮扣只是个借口，她哭的根本不是钮扣。她想哭，您就让她哭一场吧！”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偌大的中国，我们的生活，哪里还有少年时代梦想的“鲜花和阳光”？我能劝郭言些什么呢？难道我能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像《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似的？难道我能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么？”像英国诗人雪莱似的？
我什么都不想说。那时的中国，平民百姓小人物的意见没人理睬，人民并不当家做主。我的一句牢骚：“以后在每个人的嘴上都安个拉锁，吃饭的时候拉开，不吃饭的时候关上。”竟也被揭发，成了逆耳的“反动言论”，为此吃尽了苦头。我得学会做一个沉默的人。我不必在郭言面前去说那种“天凉好个秋”之类违心的废话，所以，只是默默无语地陪她坐在那里。想着我和郭言从五十年代一起走过来的日子，想着我们的期盼、奉献、失落和渴求，想着生命的卑贱、荒废、无助与无奈，我也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哭我们的民族，哭我们自己。
多少次了，我们常常是一言不发，很久很久地坐在那里。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我的处境好了一些，当然只是“落实政策”而已，我并无资格脐身于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骨干队伍之列。每次开完大会，我即刻自动退出会场，省得等人家宣布“骨干留一下”的时候再讪讪离开。
在我没当“反革命”之前，“四人帮”曾经指示：“播错一个字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直播本是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劳动，没有一个播音员会无端拿自己业务上的信誉，拿严肃的播音工作开玩笑，故意制造播音差错的。“四人帮”这种对播音员不信任的所谓“指示”，除了凭空增加播音员直播时的紧张情绪之外，没有任何益处。我听了传达以后曾私下议论：“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哪能一点毛病都不出？我不能保证直播时一个字都不错。要是说‘播错一个字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那我只好不忠了。”这不过是有些情绪化的怪话，而且并非毫无道理。但这句话也被揭发出来，成了我的“反动言论”之一。所以，虽然“落实政策”，我被允许参加些一般的播音工作，不过也只是录音播出的小节目而已。我属于控制使用的对象。
虽然“落实政策”以后，我的处境有所好转，但“四人帮”仍在台上，我的“炮打”问题毕竟是个抓在人家手里的“小辫子”，还得处处小心做人才是。
从出生以来，我家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以“大”字居中。在户口本上，我的名字一直是吕大渝。近年来，每当看到我的中国护照上的名字变成了吕达渝，心里就不是滋味。“文革”中的一件啼笑皆非的往事总会浮现在眼前。
在我当上“现行反革命”以后，小弟大谷也出了事。他初中毕业时被分配到首都钢铁公司迁安铁矿当了装卸工。不久，小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还说他是“情报部长”。
才十五、六岁的小弟聪明手巧。他做个沙发、打个立柜。盖个厨房、裁个衣服、当个大厨、捞个鱼虫，绝对绰绰有余。更难得的是，在那“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里，小弟居然还一直跟着好同学杨道林的父亲、名中医杨济生学中医，背“汤头”。杨大夫过世后，他仍然持之以恒，终于以此改变了自己装卸工的命运。如今，小弟已经通过了国家考试，在北京交通医院正式行医，成了一位中医好手。
但是，我的这位大谷小弟对政治却毫无天分。况且，当时指控他是“情报部长”的证据，竟然只是我家从新华书店买来的一本《情报术》。
虽然小弟已经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但我仍然不相信对小弟“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指控。
我没有向“组织”交待小弟的所谓“问题”。我交代什么？说小弟是“反革命”，我得昧着良心信口雌黄。说小弟不是“反革命”，我得给自己再招来一顶“包庇反革命”的帽子。我选择了沉默，企图“蒙混过关”。当然，我生怕在一次次开会宣读公安局判刑名单的时候，出现了“吕大谷”的名字，整日惴惴不安。
从中央电视台初创以来，播音员一直处于紧缺状态。“文革”中，得让“工农兵占领舞台”，选择播音员的视线自然移向了工厂和农村。有一阵子，突然传说要把一个首钢的女播音员调到电视台来。我顿时坐卧不宁。小弟已经遭到批斗，在首钢，他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消息应该人所共知。以后，万一调到电视台的首钢“工人阶级”因为看到吕大渝的名字而顺便问起吕大谷时，我可就太被动了。
那时，正逢全国人口普查，没有任何繁杂手续就可以自由地更改名字。这个宽松的规定，可能是为了照顾那些想改变具有封、资、修色彩名字的人士而为，于是我便钻了空子，想在那位“工人阶级”来台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改了名字，不致使小弟的问题再给我招来新的麻烦。
当派出所的户籍人员来到我家做人口普查的时候，我就要求把吕大渝改为了吕达渝。只是在我名字中间的“大”字下面加个“走之”，把“大”改成“达”而已。自那天以后，我户口本上的名字就变成了吕达渝，出国护照也跟着户口本写成了吕达渝。
虽然我机关算尽地改了自己的名字，不过，首钢的“工人阶级”最终并没有调到电视台。空忙了一场，到头来，我只落得一个护照上不伦不类的吕达渝，连我自己都不觉得那是属于我的名字。
我自幼就热爱集体生活，喜欢和朋友在一起。但是，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伤害了我和一些朋友之间的感情，有的已是阴阳隔绝，今生今世都无法弥补，成为了终天之憾。
有一天，电视台“战斗团”又在前厅“抓革命”。我那时是可以参加这种批判大会的。可能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我的身体一度非常虚弱，心跳气短，极易疲倦。趁人不注意，我又溜进了闲置的“中播”，藏在黑洞洞的幕布后面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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